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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亞中 |
張亞中：特朗普對中國的大動作由兩大因素促成：結構性的變化和特朗普本身的商人個性
大家都提到特朗普個人的特質、他的團隊，以及美國的整體策略。剛剛介正兄說得很好，美國戰略派對中國大陸有自己的想法。的確如此，霸權國家往往必然會思考的一個課題，就是如何維護或鞏固自己的霸權地位，而毫無疑問的，中國大陸已是美國所認定的“霸權挑戰者”。
霸權國家的能力往往展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貨幣、科技與軍事的力量。誰在這三個領域可能挑戰美國，美國就會採取一些制衡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冷戰期間，日本曾經被譽為“日本第一”，想要買下美國，美國透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讓日幣快速升值，造成日本後來的泡沫經濟，讓日本沒有辦法再崛起。冷戰結束後的10年，是美國在全世界最風光的時候。我想到兩本書，一本是《歷史的終結》，裡面寫道美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已經讓歷史走向終結，未來的世界必然走向民主／資本主義。還有一本是講民主化的《第三波》，寫道民主制度是大家應該追尋的方向。
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安然度過它的10年，其中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讓美國看到兩岸確有可能出現軍事衝突，開始有了“制中”的思考。正如剛才張競和介正兄談到的，對台、對兩岸的戰略思維，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長時間慢慢形成的。美國的確在2001年的時候，戰略上做出了調整，希望能夠遏制中國大陸不要快速崛起，從當年4月初中美軍機在南海的互撞可以看出，美國企圖“制中”的戰略已經呼之欲出。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當年911事件的發生，迫使美國必須把精力放在阿富汗、放在反恐，並與中國大陸共同反恐，等於給中國大陸幾年的緩衝期，所以大陸應該感謝伊斯蘭兄弟的幫忙，讓大陸有十年發展的機遇期。但是對於傳統的美國戰略派來講，大陸不止是在科技、建設方面，特別是在經濟力量方面，都已在快速往前走，而感到擔憂。
反恐告一個段落以後，美國又把重點放回到中國大陸。2011年又是一個特別的年份，中國大陸的GDP超過了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美國以“重返亞太”，即後來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期望對大陸進行遏制，但是卻沒有辦法擋住大陸發展的勢頭。
2017年特朗普上任之後，他對中國大陸採取一些特別大的動作，是兩個因素促成的：一個是結構性的演變，因為結構性的變化，美國必須對中國大陸採取一些遏制性的做法，來穩固美國全球性的霸權，這個思維基本上是美國兩黨朝野的共同思路；第二，是特朗普本身的個性，他希望能從“制中”取得更大的美國利益，“制中”整個戰略思維是從這兩個方面共同促成的。《國防授權法》和《台灣旅行法》等，毫無疑問是國會兩黨所共同推動的，但領導人特朗普如何運用授權法與旅行法，則也有非常關鍵性的角色。
我的發言先到這裡，接下來請高成兄做第二階段的發言，針對其他幾位第一階段的發言做一個補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