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創造戰略性模糊是解決兩岸政治難題的權宜之計。據蘇起本人解釋，他希望能通過建構這一概念來避開“一中”，也能避開“各表”，以讓兩岸在民進黨執政時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間，持續和解，避免戰爭。2018年台當局陸委會主任陳明通也公開說：“蘇起當初創造這個名詞，其實是好意，因當時政黨輪替，所以創造新名詞給民進黨使用。”創造不失原則的模糊空間，既為留有餘地，也不讓對方感到為難，是解決一些復雜政治問題的策略。香港會談時，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共識，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強人所難的善意舉措，對爭取對方的配合和最終達成共識具有重要意義。儘管這些模糊空間後來被台灣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模糊空間對於達成共識、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模糊空間被異化解釋而對其一概加以否定，應將其放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和評價。
第四，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發展進路。儘管兩岸之間存在政治分歧，但雙方均有通過商談來解決事務性問題的需求，於是就想出了兩岸兩會商談這種民間形式。雙方雖然堅持“九二共識”，但在兩岸直接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時機尚不成熟的情勢下，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基本進路，有助於為兩岸啟動官方商談減少疑慮和阻力。具體而言，即：在交流性質上，先堅持民間交流、被授權社會團體交流、再逐步升格為公權力機構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堅持從低層級到高層級的步驟；在議題上，堅持先易後難、先低敏度後高敏度的次序。就兩岸會談而言，具體交流次序是：兩岸民間交往——授權兩岸兩會商談——國台辦和陸委會商談——“習馬會”。這種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思路被實踐證明是務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來發展兩岸關係的過程中，該思路和做法值得進一步沿用。
第五，“九二共識”是兩岸協商解決台灣“國際參與”問題的前提。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主張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通過與大陸方面協商來解決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探索出了一套處理台灣國際參與問題的成熟做法，台灣當局先後參與WHA等國際組織的活動。事實表明，台灣衹有承認和堅持“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夠在此基礎上就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展開對話協商，雙方達成初步共識後，然後再向國際組織提出申請，國際組織會根據相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以大陸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允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因此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問題的政治基礎和前提條件。
綜上，“九二共識”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中美關係緩和的背景下兩岸相向而行的產物。兩岸打破堅冰後，各方期待交流合作，為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奠定基礎，“九二共識”順勢而出。隨著國際形勢、兩岸形勢和島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九二共識”所賴以存在的基礎、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九二共識”的續存和發展產生了嚴重衝擊。“大兩岸”之間戰略競爭決定了“小兩岸”關係不可能緩和，“台獨”與反“台獨”、促統與“拒統”的矛盾，使得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九二共識”何去何從，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