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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應該倡導與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型禮治秩序”。 |
中評社╱題：文明競爭與“新型禮治秩序”的構建 作者：薛力（北京），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摘要】世界正在進入文明競爭的長時段，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有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張，結合中國的文明特徵，構建“新型禮治秩序”是中國外交方略的合適選項。
一、世界格局：進入文明競爭的長周期
從文明競爭的視角看，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難以繼續像過去五百年那樣主導世界事務，不同文明體之間既競爭又合作成為國際格局的新特徵。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核武器依然是防範世界大戰再次發生的主要制約因素。不爭的事實是，核武器出現後，世界大戰沒有再發生。俄烏衝突發生後，一些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可能性大增，甚至認為已經發生，俄羅斯為一方，烏克蘭則成為美西方的代理人。但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認知依然是：俄烏衝突屬於局部事件，俄羅斯與美西方都無意引發全面戰爭；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核威懾形成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有效制止了大國發動全面戰爭。
冷戰結束後，國家間競爭的重點是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新世紀後，國家間競爭的特點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越來越強化對自身文明的認同，世界轉入不同文明體之間競爭與合作交替的時期。這是一個長周期，可稱之為文明競爭紀元（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
其二，美國的相對衰弱和非西方國家的崛起。1945年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二戰後，美國聯合歐洲，吸收其他文明體參與，制定了戰後的世界秩序。冷戰結束後，美國認為自己是新的羅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世界，相繼推行人權外交、大中東民主計劃、反恐戰爭、顔色革命等，但這些外交政策不但難以遂美國之願望，反而損害了美國的實力與國際聲譽。加上2008年華爾街製造的金融危機殃及全球，也讓美國中下層群體深受其害。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導致新孤立主義加速回潮，特朗普主義就是典型表現：強調美國利益與本土利益第一，不願承擔太多的國際義務與責任，選擇性參與一些國際事務并要求盟友與夥伴國承擔更大的責任與義務。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普通大國，充其量是國際事務的協調員，而非世界的領導者。
2006年起，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一直排名世界第一；2009年，拋開中美兩國，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總量超過了發達國家。以平均購買力平價計算，2013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研究表明，2050年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為中國、印度與美國。這表明，非西方世界崛起是總體趨勢，其對國際格局的影響也必然相應上升。
其三，文明內捲的普遍性。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就超越歐洲達到世界第一，但在50年後才成為世界領導者。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一并不意味著就能成為世界領導者，這需要綜合下列條件：教育、科技、人才、軍事實力、文化影響力等，都必須名列全球強大國家之列。此外，還需要在外交上提供一整套新理念。對美國來說，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以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很多方面顛覆了歐洲列強與後起國家（典型如日本）的理念與做法，并為美國爭取到國際道義力量。美國的一些主張如民族自決、反對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貿易平等、言論自由等，歐洲列強與日本等國家雖反對或者排斥，卻不得不逐步接受。
以珍珠港事件為契機，美國擺脫了孤立主義。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戰後國際體系的主導構建者。進入新世紀，孤立主義在美國抬頭并出現特朗普主義，標志著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走向了文化內捲。歐盟實質上是一個“新教-天主教國家俱樂部”，不大願意接納來自其他文明的國家。2015年後對外來移民的態度日益保守，對自身文化身份的強調越來越明顯，這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丹麥、瑞典等國家普遍都有明顯表現。莫迪政府戮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厄爾多安政府對突厥國家聯盟的推動，也是其文明內捲的典型表徵。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致力於提升文化自信以實現文明復興。凡此種種，構成全球文明內捲的整體畫面。
亨廷頓認為文明間的衝突是冷戰後國際格局的突出特徵，這顯然是把支流看作主流。文明間既合作又競爭才是冷戰後國際格局的主流，這在新世紀越來越明顯，并成為本世紀國際格局的主要特徵與基本面。
二、世界文明的三個方陣
文明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世界上各個文明體分為三個方陣。第一方陣擁有10億以上人口，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以下簡稱“新天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蘭遜尼派文明。第二方陣人口在1-5億，有俄羅斯為代表的東正教文明、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文明、日本為代表的大和文明、巴西為代表的天主教-非洲-印第安混合文明、尼日利亞為代表的基督教-伊斯蘭教-非洲混合文明。其他文明屬第三方陣。
遜尼派文明缺乏公認的核心國家，可能進一步分化為一些亞文明：埃及與沙特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代表的馬來文明，孟加拉國與印度西孟加拉邦所代表的孟加拉文明，土耳其為代表的突厥文明，巴基斯坦旁遮普語地區、印度旁遮普邦與哈里亞納邦所構成的旁遮普文明。這些次級文明的人口在1~5億之間，它們以宗教、語言、血緣、歷史記憶等為紐帶，日益抱團，從而成為第二方陣的事實成員。
在文明競爭長周期內，各大文明體都會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張，而且倡導并致力於構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區與全球秩序。
三、新型禮治秩序：文明競爭時代中國崛起的外交方略
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應該倡導與構建基於中華文明的“新型禮治秩序”。這個體系的主要特徵是：以禮為主，以（國際）法為輔；這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圈層結構，其主要影響力在亞歐大陸東部及其周邊島國，加上數量有限的非周邊國家；這個體系是開放性的且與現有的國際體系相兼容。主要原因是：
第一，新型禮治秩序必須基於對歷史上的天下體系的現代性改造，拋棄一些過時的成分，吸收其他文明的一些積極成果。但新型禮治秩序的文化依歸衹能是中華文明。而傳統上，中華文明的主幹是道儒釋，道家側重人與自然關係，佛家側重人與內心關係，儒家側重人與人的關係。漢代以降，中國構建起以儒家為主體、吸收道家等各派主張的價值觀體系，民間層面基於“三綱五常”構建起宗法社會，國家層面基於天人感應、家國同構、五服、大一統等理念構建起天下體系（或曰華夷秩序）。無論是民間層面的人際關係處理還是國家層面的天下治理，道德倫理與行為準則都遵循“禮表仁裡”，即“立於仁，行於禮”。
近代以來，中國被拉入基督教文明主導的民族國家體系，在器物層面效法基督教國家，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并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制度層面，實現了對國民的高度組織化，完成了與現代性相適應的社會分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在觀念層面，也吸收了主要由基督教國家創造的現代文明的大量內容。但在人際關係處理與國家治理上，“禮表仁裡”依然具有強大的力量，深刻影響著民衆的道德倫理與國家行為。在處理對外關係上，中國固然重視以國際法為標志的國際規則，但更為重視國家間關係的“禮尚往來”，因此，對於一些國家及其領導人的對華“無禮”行為，通常會做出強烈的反應，并采取強力的反制行為。對方一旦調整了對華態度、修正了“無禮”行為，中方也會及時調整自己的反應與反制，讓雙邊關係回到“以禮相待、友好往來”的軌道。
第二，歷史地看，中華文明是一種區域文明，其主要影響力在中國及其周邊。未來，這種局面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變。原因在於，中華文明缺乏全球擴展的基因。也缺乏變成全球性文明的歷史機遇與客觀條件。
基督教一神論把人分為教徒與非教徒，并認為“讓非教徒皈依上帝以蒙受主的恩澤”是自己的天定命運，這種彌賽亞情結構成基督教向全球擴張的“文明基因”，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使得基督教的全球擴張得以實現。這是新教-天主教文明從歐洲一隅擴展到全世界的主觀因素與客觀條件。同為一神教的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帝國時代擴展迅速，但因為缺少上述客觀條件而難以實現新教-天主教那樣的全球擴展。近代以來，伊斯蘭的全球擴展主要以移民的方式進行。
中華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第一方陣的文明體，既不屬於一神教也缺乏全球擴展的客觀條件，因此，衹能是區域文明。其他第二方陣的文明亦然。
二戰以後，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的獨立運動，使得政治與軍事的跨文明擴展因為缺乏正當性、成本高昂而變得非常困難，移民在移入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非常有限，不大可能改變移入國的文明特徵。
第三，現有的國際秩序是西方主導下建立的，國際規則主要體現西方的價值觀與利益，顯然有許多不合理的成分，理當因應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即便如此，中國也反復表示自己的發展不是要替代誰，而是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平心而論，中國無意、也難以另起爐竈，構建起一個與現行國際體系不兼容的地區與全球秩序。歷史與現實都為此作了注腳。歷史地看，天下體系講究“和而不同”“禮不往教”“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因此不謀求全球擴展，這與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等構成鮮明的對比。現實地看，中國長期堅持“不結盟外交”。新時代中國外交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總目標，其內涵兼容於現有的國際體系，“一帶一路”倡議、“夥伴外交”等外交實踐也是一種開放性的外交實踐，“亞投行”、“金磚機制”都是開放性的機制，在亞洲地區倡行“開放的地區主義”。反而是美歐為代表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國家，不但未能超越一神教文明的內在缺陷，反而延續其歷史傳統，致力於新建、強化排他性的俱樂部，安全領域是如此，經濟領域亦如是，因此才有奧庫斯的面世、北約東擴與俄烏衝突、TPP與IPEF的醞釀。這些顯然不是在推進全球的合作與發展，而是在分裂世界、製造對抗，卻將之包裝為“維護和平與穩定”、“保護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上述歷史與現實是中國構建新型禮治秩序的基礎。衹有繼續致力於構建開放性的地區秩序，才有可能獲得周邊國家的呼應與支持，從而構建起具有自身文明特徵的地區秩序。衹有倡導有利於世界的價值觀（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化、文明共存），才能成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國家，“一帶一路”才能成為真正的世紀工程，“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絡”的目標才能得以落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8月號，總第29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