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灣問題。現在的台海緊張主要來自於台灣島內“台獨”聲調的提高，當然也包括外部勢力的支持，在很多問題上突破了以往的紅線。相比安倍首相在2012年從民主黨手裡接受政權時，他接受的中日關係中的負面資產衹有一個，當時台灣問題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基本是穩定的，但通過安倍首相就任這幾年，大家都能看到，在安倍前首相辭職時，台灣問題應該說成為了一個很突出的負面資產。
第三，安倍第二次執政後提出這些年日本外交上反覆強調的“積極的和平主義”理念，積極開展“俯瞰地球儀外交”，實際上是在外交上採取了主動攻勢。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具有全球的視野無可厚非，但是這當中蘊藏冷戰思維，存在針對中國的、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戰略，比如“印太戰略”（後改為“印太構想”），我認為這也為未來地區和國際關係中的中日關係留下了一個不確定甚至複雜危險的消極因素。
剛才石飛節參贊提到，如果中日之間處理不好一些敏感問題，兩國關係將會一夜之間回到2012年，對此我特別贊同。 現在中日關係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機遇大於挑戰，就此我提出三個倡議。
第一，中國是此次戰勝新冠病毒的全球模範，日本也可謂是發達國家中抗疫表現的優等生。中日擴大和深化抗疫合作，攜手為全人類提供衛生健康公共產品，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二，緊緊抓住中日在明年東京夏季奧運會和後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重大合作契機，進一步加強兩國民間交往，尤其是要設法改善日本國民對華的客觀認識。
第三，困境中孕育著機遇，危機之後必然存在巨大的成長空間。在即將到來的後疫情時代，作為世界最主要的技術大國和最大的商品製造國，在堅定維護世界自由貿易體制的最大共識基礎上，中日雙方要有進一步強化雙邊和在地區及全球的經濟合作的緊迫感和自覺性，如菅義偉首相在電話中向習近平主席擲地有聲地宣佈，在年內簽訂地區自由貿易協定。
王鍵：呂會長最後的建議總結高屋建瓴，言簡意賅，給我們講得很帶勁。特別提到日方可能更多關注的微觀，而中方一般提出宏觀戰略，兩者之間的高度好像是有差異，比方說昨天我們就注意到了習主席在和菅義偉首相通話中就提到了中日雙方妥善處理歷史等重大敏感問題。現在的關鍵是讓中日雙方更多地瞭解對方，就像西方國家應該更多地瞭解中國一樣，中國也希望日方能更多地瞭解我們，總體來講，還是一個互相接近的趨勢。時間的關係不多說，下面有請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黃大慧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