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安倍政權、比如輕視國會審議、森友學園問題、篡改公文等問題,其實還有不少缺憾。但是選民聽了記者招待會就忘記了這些事。也有評論分析說,支持率上升的背景是日本人有“健忘癖”。
另一方面,安倍政權在外交上確實取得了成果。提倡“印度太平洋構想”之後,美國也從後面來了。在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下,日本和美國、中國、台灣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是很少見的事。
目睹這次記者會後的支持率“爆上”後,執政黨正面提出了“安倍政權的繼承”這個概念,傾向於作為總裁候選人支持率較高的菅氏。我認為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支持了菅義偉之後,形勢基本上就成定局了。這是菅政權誕生的背景。
接下來是今後的菅政權外交和對華外交。這將由國際環境、國內環境、領導人個人的三個要素複雜相結合來形成。
國際環境就是中美對立激化的情況下,美國對同盟國日本的“脫鈎中國”壓力增強。國內環境的因素是國民對中國情感惡化,相反的因素是日本經濟不景氣反而讓中日經濟關係變得更重要。就領導人個人因素而言,菅總理缺乏足夠的外交經驗,所以重視中國的二階幹事長的影響力會增強。
在共同社的報道中,政府相關人士也已表示“菅政權比安倍政權更重視日中關係”。日中兩國之間,習近平國家主席對日本的國事訪問持續延期中。雖然日本也有反對國事訪日的意見,但是關於習主席對日本的國事訪問,二階幹事長說:“因為是國家和國家的約定,所以必須實現。”
安倍政權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對中關係不同意見。有人對日中之間安全保障上的問題保持警惕,有人重視日中經濟關係,從2018年左右開始後者占優勢。
即使“重視日中關係”是菅政權的基本方向,能否實現也會受到國際環境、國內輿論等的影響。年內的主席訪問因為疫情已經不可能,兩國在2022年迎來邦交正常化50周年。如果21年實現訪日的話,面向50周年有可能產生改善關係的良性循環。所以兩國繼續保持著“實現領導人互訪”的這個目標,還是很有意義的。
王鍵:謝謝談得非常好,當然我們希望明年習近平主席訪日一定能夠取得成功,領導人互訪很重要,但是中日民間交流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們現在要有請我們王眾一先生做發言——“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中的民間交流”,王先生長期從事中日民間文化交流,所以這方面他有很多的經歷、經驗希望和我們分享,有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