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全球蔓延與中美激烈對抗的當下，進入2020年以來的中日關係改善進程明顯放緩，日本對華外交出現“跛腳之勢”。6月17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的前夜，七國集團（G7）外長發表聯合聲明，公然插手中國香港事務，日本不僅參與其中且發揮牽頭作用。
6月22日，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議會通過釣魚島改名決議，時任防衛大臣河野太郎甚至揚言要乘自衛隊飛機“巡視”釣魚島海域上空。在7月 7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和外交調查會提出要求取消中國國家領導人作為國賓訪日的決議文本。7月14日，日本防衛省發佈“令和2年版”（2020年版）《防衛白皮書》。此次白皮書把中國視為最主要的“假想敵”，極力炒作“中國威脅論”，等等。
9月9日，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主辦的紀念美日聯盟成立60周年的視頻研討會上，時任防衛大臣河野太郎稱中國“試圖將海上軍事化擴大到東海”“中國已經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威脅”“我們準備保衛我們領土的每一厘米，我也相信盟國願意為釣魚島而戰”等等。
簡言之，當前中日關係處於低走狀態，雙邊外交板塊的消極因素仍然有所積聚，特別是今年疫情擴散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出現一系列負面動向。這既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亦是日本對近年來對華改善政策初心的嚴重偏離。
綜上所述，當前中日關係摩擦矛盾面有所凸顯，不確定性有所上升，但其趨勢是基本穩定的，合作層面大於競爭層面。尤其是9月 16日菅義偉內閣啟程後，面對首當其衝的經濟再生與應對疫情兩大目標，這就促使日本衹有與近鄰中國加強合作，尤其是加強中日兩國經濟合作與互動。中日兩國未來在推動雙邊國家發展戰略對接、開展區域合作協調、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方面有著諸多共識與利益對接點。而且，中日經濟合作相對容易，亦能早期見效。首先，從國際經貿環境看，中日圍繞“三P”（CPTPP、RECP及FTAAP）方向的認知共同點、利益契合點越來越接近。換言之，中日都致力構建基於自由與規則的多邊貿易環境，以保持多邊經濟一體化動力不減。
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確實“形有微瀾”，但“勢仍依舊”，近期日本的一系列對華態勢亦昭示著中日關係持續轉圜的前景不甚樂觀，這亦是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然而，岸谷之變，陵谷滄桑，中日邦交正常化48年的風雨歷程告知世人，兩國關係不進則退，進難退易，推動中日關係轉圜與發展，需要恒心，更需耐心。面對依舊嚴峻的全球疫情以及中美戰略性對抗長期化的局勢，作為世界第二、第三經濟體的中日兩國應以更大戰略耐心管控分歧、並以經貿合作為導向，落實近年來兩國領導人達成的一系列共識，積極調動雙邊關係中的建設性因素。
台灣問題今後仍是存在於中日之間的焦點問題之一，台日關係今後仍然是一對不規則的雙邊關係與日本介入台海事務的具體“抓手”。自2016年5月民進黨再次執政以來，在台日“合力抗中”目標下的雙邊互動中，日本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其自身獲益和迴旋餘地明顯高於台灣。隨著2020年9月安倍辭職與安倍色彩濃厚的菅義偉內閣成立，後安倍時代台日關係走勢又呈懸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