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當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組成，各界別參與人士如何遴選，值得台灣研究。多數台灣人可能不當回事，但當年中英就香港回歸問題談定之前，香港又有多少人想過真的會有回歸的一天呢？一些學者認為北京可能陸續拋出“台灣基本法”的框架，那麼“台灣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是什麼樣的組成方式？這個問題可能沒有台灣想象得那麼遙不可及，特別是現在已經有了“台獨”頑固分子清單，這份名單成員衹會增加，不會減少。因此，兩岸格局重構過程中，一定是有破也有立，如果說“台獨”頑固分子清單是“破”的方面，那麼兩岸談判委員會乃至於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就是“立”的方面。
三是香港經驗為台灣問題的解決打開了新的視野。美國無所不用其極遏制中國，親美抗中的民進黨集西方萬千寵愛於一身，享受西方關愛的政治亢奮。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西方的“香港牌”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多數人沒有想到，港區國安法會在這樣的時間點雷厲風行落地，穩定了局面。所以兩岸看似周折，大陸的戰略定力被綠營解讀為“紙老虎”，但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到興的過程，以及對台總體方略和第三份白皮書的出台，可以看出統一進程已經箭在弦上，預示了不可能一代代拖下去。
最後，兩岸統一之後如何避免228事件以及香港佔中、反修例等動蕩，實現真正的人心統一、心靈契合？例如制度方面的心理障礙，對殖民主義遺留問題的清理批判，降低兩岸民意之間的惡意螺旋，進一步理解台灣歷史特殊性（當然特殊性要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去理解）等等，這些都是兩岸有志之士需要求索、嚴肅面對的問題。
應主動營造有利於統一的國際輿論環境 加強港台愛國青年力量交流
徐和謙：“一國兩制”在香港生根發展的歷史，台灣媒體、學界深入研究得不多，遑論向公眾廣為介紹。比如香港基本法在回歸前的形成過程中，就汲取了非常多香港本地的民意，也體現出內地和香港觀點的平衡。這個歷史過程，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政界也應該有所知悉。2019年以來，從香港事態發生到國安法出台，在西方輿論報導中的“逆風”非常大。國際媒體在操作香港話題，挑選本地採訪者時，所傳遞出的香港本地聲音幾乎是“清一色”的。在台灣問題上，對此如何借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