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絞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歷史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作品集》，第25卷，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年出版）
傅斯年（1896-1950）是山東聊城人，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傅氏身材魁梧，性格豪放，有領袖氣質，這件事過後，與胡適成為莫逆之交。
然而，傅斯年之所以出面支持胡適，是受到當時學術風潮的影響，並不是他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真知灼見。當時中國學術盛行的是以“實證主義”作為中心思想的“科學主義”（Kwok, 1965）。胡適到美國師從杜威的“實驗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所謂的科學精神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一切都要“拿證據來”，拿不出證據來，就是“不科學”的，就不值一提。傅斯年判斷：“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所以傅斯年決定出面，“仗義相挺”。“這一條路”就是“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道路。可是，“這一條路”也讓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寫不出下卷，不能對中國哲學系統的“知識型”作出完整的論述。
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隨著“科學主義”旋風而掀起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把“五常”當作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把它們等同於西方啟蒙時期所排斥的“形而上學”概念，應當一律予以拒斥。舉例言之，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在“五四運動”爆發後的第二年，即1920年，便去歐洲，在倫敦大學學院研習三年半後，轉赴柏林大學遊學。在六年半的時間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
1926年10月，傅斯年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國，並接受中山大學之聘，於1927年任該校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1928年，他積極籌畫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該所籌備處的名義撰寫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確指出：“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衹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疇，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證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依此而提出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三個標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