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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五四意識形態的百年反思
http://www.crntt.hk   2022-06-19 00:13:28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越演越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但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72/1983)。

  五四時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不瞭解歐洲啟蒙運動的根本精神,是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思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的宗教形上學,而用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跟著反《易經》的形上學,完全不瞭解《易經》和《聖經》在中、西文化系統的重要位置。當時主張“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以錢玄同為首,掀起了一陣“疑古”的風潮。在“科學主義”風行的時代氛圍裡,他自稱“疑古玄同”,對於史書上的記載都要抱持懷疑的態度,細加考究,更不要談史前的傳說。當時主張“全盤西化論”還發生了一則著名的故事:

  1917年9月,27歲的胡適由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胡適留洋七年,又是哲學大師杜威的高足,講授西洋學問,沒人敢說甚麼,但是他教中國哲學史,情況就不一樣了。

  胡適回國後,用了一年的工夫,將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改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但是這本書的下卷,卻是終其一生,未見完成。

  以這樣的背景視域講中國哲學,當然會引起北大學生的非議。在他之前,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教師是陳漢章。他有“兩足書櫃”之稱,上課時通常是引經據典,從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一路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在講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時候,卻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將遠古時期“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紀載,一律摒棄不談。在開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中,以《詩經》作為說明材料,從西周覆滅前的周宣王講起。

  如此一來,號稱有五千年的中國史就給截掉了一半。消息傳出後,許多師生斥之為“胡說”,有些態度激烈的學生甚至鼓動鬧事,準備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走。當時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有人邀請他一起前往聽課,傅斯年在課堂上幾次向胡適發問,而認可了胡適的回答,風潮才逐漸平息。後來胡適回憶這段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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