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非建制派裡面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做出了分化性的選擇，比如香港民主黨其實也一直在揣摩觀望新制度給它的空間，沒有完全斷絕掉參加新遊戲的餘地。香港公民黨偏向激進，他們主要是法律界大律師組成的精英黨，他們沒有觀摩等待，而是一直在對抗新制度，所以最終解散。此外，還有一些激進的反中亂港勢力轉入網絡空間和地下做持久的政治對抗，或是走港獨的國際路線，逃往海外尋求外國勢力庇護，在海外成立港獨的有關組織，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因此，在反對派的多種分化形態裡，衹有最終能真正滿足愛國者治港法律要求的團體和個人才能重新加入遊戲，這也是大浪淘沙、適者生存。新制度塑造一個香港民主政治新生態，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意也將會跟著變化和適應，目前新制度在香港民意的認同方面已經逐步軟著陸，但還遠遠不夠。
沒有所謂固定不變的選民基礎，如果選民拋棄了他們，新制度又適應不了，他們在政治上只能消亡，沒有存在的依據和意義。他們也要注意到，雖然在傳統上反對派政治代表確實是代表了香港一部分選民，但新制度和選民之間直接的心理磨合也在持續不斷進行。如果這些政客、這些政治代表錯失了及時政治轉型的機會，將來也會同時被制度和選民拋棄，它就真的出局了，不僅制度性出局，而且是更加根本的社會性出局。因此，非建制派應該要抓住這個時間窗口，盡快進行路線的檢討調整，重新凝聚力量加入遊戲。現在最關鍵的一場政治遊戲就是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當然區議會選舉也要所有候選人滿足愛國者治港的法律要求。非建制派的政治團體能否利用好區議會選舉的這一次機會，重新加入香港的這個民主政治遊戲，這對他們的政治生存、政治利益來講是一個關鍵的測試，也可以視為他們與新制度之間進行建設性磨合的一次精神與實踐驗證。它既需要新選舉制度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包容性，同時更加需要非建制派的政治骨幹和政治團體能夠真正從內在政治認知上去理解和接受新的制度，去做政治上的適應，去做香港選民與新制度之間磨合溝通的正式橋梁與中介。選民還在香港生活及謀求利益，他們需要有政治代表為他們服務，如果這些政治代表始終“負氣”蟄伏甚至攬炒，不僅是對新選制的持續對抗，也是對選民的政治背叛。他們政治適應的結果，其最終判斷依據就是區議會選舉他們參與了多少，選上多少。在選舉過程中，他們對新制度是怎麼認識的，有沒有真正達到愛國者治港的法律要求，這些都很值得觀察，更多的轉變責任在非建制派那邊。區議會選舉中，這種政治上的“相向而向”會否發生，是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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