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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認為，過去那種政治極化、政治對立的傳統二元光譜劃分法已經失效，新的劃分法要基於愛國者共同身份來重新精細化地形成不同“政策化派別”。（中評社 林艶攝） |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評估23條立法過程可能存在的風險？台灣大選是否為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田飛龍：在23條立法過程中，自然會牽一發而動全身。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也會通過23條立法，進一步評估香港自由、民主秩序的演變到底是繼續收緊還是隨著國家安全環境改善而有所放寬，這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國際地位和國際認可度、香港“一國兩制”的運行以及台灣對“一國兩制”演變的理解接受等方面都有影響。因此，中央也一直非常謹慎地處理這個議題，既認為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執行機制，23條立法刻不容緩；同時又慎之又慎，要確保這樣一個立法對香港國安法律體系以及香港的法治和國際地位起到正向的保護促進作用，而不是削弱，也不是一種重新激發對抗的機制因素。
我認為，立法過程中必須要注意進行充分的政策咨詢和民意的溝通，所選擇的罪名以及規制的方式，也就是法律草案本身緊緊圍繞國家安全目的而展開，要特別重視在其中體現對法治原則和人權原則的吸納和保護，注意比例原則的合理考量和控制，確保23條立法能夠有機融入香港的法治體系中。經過政策宣導、民意溝通、充分解釋，以及在法律起草技術上的專業化，我相信這樣一項工作能夠最終得到香港社會、國際社會充分的理解。有了23條立法之後，香港只會更加安全、更加有秩序，更加能夠保護和促進守法公民和團體在香港平台上的就業、創業和發展，也能更好地保護香港作為中國現代化、國際化關鍵性杠杆的作用得到繼續發揮。
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有自身的進程、需求和章法，但國家也會通盤考慮中美關係大局需要、台灣大選影響以及香港社會綜合利益，作出相應的協調、指導和決定。台灣大選因素當然會有影響，會被適當納入考量，但不會是決定性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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