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談到香港問題的時候，不可避免會提到美國。據您的觀察來看，就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相比，美國在對香港的制裁打壓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處？
田飛龍：制裁干預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當政時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這些法案，根據在中美鬥爭當中美國自己的利益需要，來升級制裁或選擇性制裁。目前來看，拜登政府沒有在香港問題上推進更加激進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經夠用了，他作為總統可以做行政裁量，選擇何時或怎樣來制裁。
另外，我們也看到拜登政府對香港牌或台灣牌的使用也是緊鑼密鼓的，特別是近期美國的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專門發布了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國安法官，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議題上制裁干預、長臂管轄的一個新動作。它會嚴重損害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司法獨立和法治。當然，我們在涉外法治鬥爭中可以堅決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國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們作出這個決定的行政官員、執法官員。中國反制鬥爭所要的是一個平等地位即“平視西方”，所要的是對我們主權與管轄權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這麼平等對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進行對等的、精準的，甚至是威懾性的反制。這方面，我們站在有理的一方。
拜登政府未來會如何在香港問題上繼續與中國進行博弈，服從於中美關係的大局。如果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無論是台灣還是其他問題，都會波及香港平台。美國可能會用它的美元霸權對香港的金融市場、金融中心地位進行干預，損害中國的發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來自國家更多的制度性保護。因為香港從現代化經驗來看，它並不是一個真正能獨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聰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體系的發展空間、發展動能，進而促成自己的現代化。回歸之前，有英國體系的庇護與支持，意味著西方體系會接納它、支持它。回歸之後，一段時間裡香港也仍然維持這樣的地位，原因是中美關係整體可控，合作為主，對抗為輔。如今，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處於這個世界體系分類裡面的中國這一邊，而香港制度優勢又高度依賴於西方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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