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隨著其所處的世界體系本身發生變化，制度環境發生波動，香港如何在中美關係大轉型的時代，在世界體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增強自己的自治能力、自我保護能力以及發展能力，這個挑戰比以前更大。其中，美國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國對香港的制裁不升級，其他盟友就不會首先制裁或者不會主動跟進。一旦美國進行制裁，香港的反擊能力是比較有限、比較弱的，還必須要靠國家的制度性保護，以及在中美最高層談判中提出保護香港的有關訴求。國家也應當盡到主權者的保護責任，才能使香港的制度杠杆作用繼續良好發揮。
當然，到時如果中美真的攤牌了，就不是一個香港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秩序發生革命的問題。我們都不希望那樣極端的時刻盡早到來，但是從世界歷史長期演變來看，它遲早會到來。對於香港而言，既依賴西方體系，同時又在“一國兩制”中歸屬於中國體系，它作為連接的橋梁和樞紐，它的使命或是紅利，以及它未來發揮杠杆作用的機制，這些問題始終是作為香港宏觀風險研究和判斷的一個關鍵課題。這個過程是動態的，現在不可能有任何人、任何機構為香港的未來打包票，因為它一定是隨著中國和西方大的結構性波動而波動的，香港應當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後選擇站在正確的一方，即與國家共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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