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大背景條件在今天依然沒有發生顛覆性變化。當前，中國處於邁向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正在進一步改革開放，並在其中加深兩岸之間的理解；從國際上看，除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外，不管一些國家心中作何想法，至少在公開的政策主張上，依然支持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整個大環境並未發生變化，爭取台灣民心的工作就不會停止。
現在有一種議論，認為“台灣民心漸行漸遠”、“島內綠化嚴重”，所以“爭取民心工作意義不大”。這種“無用論”的認識是片面的、不客觀的。要知道，中國共產黨有一個重要的思想武器——辯證法，民眾此時的想法不一定等於彼時的想法。從陳水扁剛上台到2008年，台灣民眾的想法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再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台灣民眾想法又有了新的變化。現在台灣民意又出現轉圜，不然如何看待民進黨的困境？歷來是“形勢逼人強”，大家設想一下，再過若幹年，當中國大陸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候、當中國大陸更多省份在經濟總量和生活質量上都超過台灣的時候、當中國大陸和美國的關係實現了一種再平衡的時候，台灣民意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所以不要太悲觀論。中華民族在推進偉大復興進程中要弘揚憂患論，但不能把悲觀論當成憂患意識，不能讓悲觀論占了上風，在台灣問題上也是如此。退一萬步講——將來真的不幸“武力解決”，那麼此前爭取民心的工作，維護了戰略機遇期的穩定，有利於在島內維持一種健康理性的力量，有助於減少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時刻的島內障礙，也更有利於統一後台灣的長治久安。
其次，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的涉台部分體現了大陸方面會更加積極主動、有力貫徹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逐步解決台灣問題的目標和方略。
在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逐步解決台灣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口號或是政治宣示，這是一種政治方略、一種戰略部署、一個長期政策、一張國家統一的藍圖。在這個藍圖之下，今後大陸在政治、經濟、外交、社會乃至戰略和安全方面都會有所作為，會更加積極主動去推進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去化解“台獨”，最終實現祖國統一。談到這，自然會觸及一個問題，“統一到底有無時間表？”我認為，這就是時間表，大陸是在民族復興的大框架下去處理台灣問題的。
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觀點，“統一是可以遇見的”，2050年前後大概是最晚的時間點。但在此前，提前解決也是有可能的。這里也有辯證法，關鍵看台灣願意在中華民族復興中擔任什麼角色？這是台灣當局的戰略問題，也是全民的必答題。這個問題也攸關“時間表“這個問題。
從對台政策上來看，當前“反獨”和“促統”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要在“反獨”中“促統”、在“促統”中“反獨”。從這個意義上看，“反獨”是在促統的框架下進行的，“反獨”的力度必然會比過去大得多，手段會更具實質性，步驟會更有戰略性、計劃性。“台獨”有多猖狂、“反獨”的力度就有多大、統一就會有多快。如果這期間“台獨”分子鋌而走險去衝撞大陸的底線，那麼大陸的軍事反制力度會更大，可能會導致某種“終極性結果”。因此，如果不化解“台獨”就很難保證和平統一。
第三，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中的涉台論述說明，大陸會以高度的戰略定力，按照既定的節奏和步驟，推進相關部署，不因“反獨”、“台獨”和美國的幹擾破壞而自亂陣腳。大陸應該不會不太過於受到“台獨”和美國的刺激挑動、以至於在某些方面或許會變得“急不可耐”，這就是《孫子兵法》上所講的一定要避免“怒而興師，慍而致戰”。但與此同時，大陸方面也不會放任“台獨”和外部幹預勢力隨意興風作浪。大陸方面會沿著既定的方略和部署，穩步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近些年來，我們總講“戰略定力”四個字，也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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