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過去是在對華接觸政策的大框架下去處理台灣問題。到了本世紀初，美國已經開始“以中國為敵”並進一步調整其台海政策。“9·11”時間後，其台海政策又開始大幅度回調，這樣的政策一直延續至奧巴馬時期。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已經有了再次調整對華政策的跡象，從當時出現的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可見一斑，但是這種對華政策的調整並不像後來的特朗普時期那樣赤裸裸。從特朗普時期直到拜登時期，確立了中美關係的新框架——戰略競爭。在這個框架之下，美國在政治、外交、軍事等一系列領域給民進黨的“台獨”政策推了一把力。特朗普時期出現了兩岸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很多人認為，到了拜登時期美國的台海政策會緩和。然而實際上，在台灣問題上當今的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拜登政府將中美關係分為三塊，認為中美關係中有一部分是可以競爭的，一部分是可以合作的，一部分是要對抗的。我認為，美國將台灣問題放在對抗的領域，雖然它表面上並不會這樣說。
美國在戰略競爭的大框架下看待和處理台灣問題，把台灣地區作為中國大陸的“麻煩製造者”，打著意識形態的旗號，政治上推動價值觀聯盟戰略、外交上孤立中國大陸、戰略上圍堵中國大陸。民進黨當局從挾美謀“獨”、搞“一黨獨大”角度去思考和處理台灣問題，把美國發起的戰略競爭視為推動“台獨”的“機會之窗“；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強而未強階段的當下，看成推動“台獨“的“最後的時間窗口”。中國大陸則是在民族復興的大框架下思考和處理台灣問題，在這個大框架下，和平穩定、融合發展是最佳選擇。因此，三方在思考處理台灣問題上並不在一個頻道，矛盾衝突就隨之出現了。
現在台海局勢的風險很大，不僅大陸方面和台灣當局失去互信，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互信。對於台灣當局和美國所作所為的底線，我們很難做出一個自信的判斷。過去常說的“美國對台政策壞也壞不到哪兒去”這個判斷已經不適用於今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台獨分裂勢力”和美國都想把兩岸能推多遠是多遠，這是我們必須予以警惕的。
中評社：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幹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對此，可以作何理解？
鄭劍：台灣問題是近代以來產生的，共產黨人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解決台灣問題。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於建黨百年，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中，一定會談到台灣問題。
首先，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中對於台灣問題的論述體現了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不變。
大陸對台大政方針向來是一貫的、連續的，但是在當前兩岸兵凶戰危的背景下，這段涉台論述就呈現出特別的意涵。眾所周知，現在社會各界有各種關於“兩岸戰爭”的猜測。但是十八大政治報告、十九大政治報告、建黨百年習總書記的涉台講話、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總書記的涉台講話以及此次十九屆六中全會涉台論述都一直在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本意來說，這是一種長期政策、一種最好追求、一種最佳路徑，這是被寫入黨綱的，具有恒定性。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提出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其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為了爭取台灣民心；二是大陸的改革開放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而兩岸亦可以通過大陸的開放加深了解、加深認同、化解分歧、解決問題；三是要順應當時的國際形勢、爭取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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