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以往長期低迷的願意為“台獨”而戰的民意，出現明顯上升，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構成嚴峻挑戰。台灣社會民粹化本已十分嚴重，民粹推動政治走向極化，兩岸關係極端主張受到激發和激勵，進而對台灣社會形成新的誤導，如此惡性循環不止。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台灣社會“綠化”程度的最新檢驗。從以往兩岸關係歷史看，天災往往是改善兩岸關係、增進兩岸感情、降低兩岸緊張的有利契機，但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進黨當局逆勢操作、“以疫謀獨”、挾洋自重，導致兩岸關係不僅沒有因之而回暖，反而雪上加霜，給人以嚴寒、嚴冬、極寒之感，兩岸之間因之而累積憤怒、累積民粹、累積提前攤牌的能量。政客策動極端主張牟利，被誤導的民意推動政客走向更加極端，往往是導致戰爭的重要歷史邏輯，極端事件則往往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為其心可誅！
第三，美國對“台獨”政策更加寬鬆。“台獨”意味著戰爭，“分裂”沒有和平。在對華戰略競爭大框架下，美國對“台獨”的政策由以往的限制、壓制，蛻變為慫恿可控制的“台獨”。早在小布什執政時期，時任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鷹派”即主張刺激“台獨”讓兩岸打一仗，把中國大陸打回“石器時代”。特朗普政府發起對華戰略競爭後，強力打“台灣牌”，挑戰中美關係基本原則。拜登政府聲稱，中美該合作的領域合作，該競爭的領域競爭，台灣問題顯然被其劃入競爭領域，其打“台灣牌”的烈度比之特朗普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8月31日，拜登在阿富汗撤軍聲明中聲稱，從阿富汗撤軍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和俄羅斯。這既是其倉促撤軍的辯解之詞，也是其必然要走的路。下一步，拜登政府對“台獨”的利用會更加放手，竭力把台灣重新打造成中國大陸的“麻煩製造者”，包括進一步升級政治關係、整合國際支持、提供軍事奧援、強化經濟合作等，從而更密集地向民進黨當局發出錯誤信號，激勵“台獨”盲動冒進。美國政府和軍方高層雖也聲稱避免中美戰爭與衝突，但其對華備戰一刻也沒有停止。從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泥淖脫身的美軍，將調往西太平洋方向，加強對華軍事壓力，此舉勢必進一步惡化西太平洋方向安全環境。
在中美建交前，中美之間也有軍事對峙甚至戰爭衝突，但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美軍主要作戰對象是前蘇聯、華約集團軍隊。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中美兩軍重新出現軍事對峙，但美國對避免雙方軍事衝突有明確而堅定的政策。現在情況有所不同，美國軍事戰略重點已轉向亞洲，美軍主要作戰對象瞄准中國大陸軍隊和俄羅斯軍隊，且更強調前者的根本性。這對民進黨當局不能不是一種戰略刺激和誤導。
第四，兩岸軍事對峙更加逼近實戰。兩岸軍事對峙是大陸方面在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中提出的重要議題，認為“台灣海峽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製造人為緊張”，呼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雙方軍事對峙逐步緩解。雖然兩岸沒有結束敵對狀態，但台海和平局面得以實質形成。不過，威脅和平的“定時炸彈”也沒有排除，“台獨”分裂勢力時常對台海和平大局形成威脅和衝擊，先後出現前述數次嚴重危機。而蔡英文頑固謀“獨”所導致的台海危機，比陳水扁時期的高危期還要嚴重、更具變數，可謂帶有臨戰色彩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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