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出版《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提出“文明衝突論”，其“九分法”就是將世界文明分為九大文明，除了將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單列外，又將中華文明派生出佛教文明、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等三大文明，將基督教文明派生出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四大文明，其主要代表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的差異。這種觀點與中國主張的文明多樣、文明共存、文明互鑒、文明交流是相左的，更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違背，中國當然無法苟同。
當今世界這麼多問題、矛盾、衝突甚至戰爭，爭的是什麼？難道是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民主價值和自由精神”嗎？那衹是一個“神主牌”和工具而已，究其根源還是利益的爭奪。人、企業和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須按照規則進行。古人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因此，公權力部門的責任是制定、維護規則和秩序，謀求社會公共福祉，守住“洛克文明”的三大底線：生命、財產、自由。當各種恐怖主義肆意剝奪人的生命時，當人的財富被他人隨意剝奪時，當自由受到限制並成為一種奢望時，當講信用、守合同的契約精神不再時，這個世界的規則和秩序就需要重新建構。
縱觀歷史，人類對利益爭奪已從過去的地域控制權轉向現在的貨幣控制權，未來將轉向數據的控制權。在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時期，人們對利益的爭奪主要表現在對土地的爭奪，誰控制土地越多，誰就控制人口、資源、財富越多；到了海洋文明時代，利益的爭奪從陸地延伸到海洋，誰控制了海上運輸，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從而控制了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上述三個時期都是傳統經濟時代對自然空間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利益爭奪的型態又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反抗和獨立解放運動的開展，主要霸權國家不得不逐步放棄對殖民地的爭奪，從自然空間轉向貨幣主導權，運用貨幣政策的調整收割全世界的勞動成果，通過金融霸權來掠奪全球財富。隨著美元從普通支付、結算、儲備、投資工具變成惡劣的政治訛詐手段，美元霸權正反噬美國，越來越多國家試圖擺脫美元的統治地位，構建一個多種國際貨幣共存的世界，加上數字貨幣的廣泛使用，未來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空間的爭奪將成為利益爭奪的主戰場。誰控制了關鍵技術，誰就控制了數據後台，從而控制了金融財富。誰的科學技術領先世界，誰就能傲視獨步全球。
五、用客觀的態度解讀秩序之變：國際秩序重新構建，大國博弈陷阱重重
當今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大國博弈日益激烈，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各種戰略陷阱機關重重，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正是強敵環伺的複雜局面，因而決定了中國溫和、謹慎而堅定的外交政策，這是中國應對百年變局的基本方針。但無論如何韜光養晦，中國的崛起，必然引起現有世界霸主的忌憚。根據薩繆爾森陷阱理論，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雖然會把技術進步變為雙方收益，但一國生產率提高不僅帶來自身收益，而且通過減少兩國間本來可能共同賺取的收益而傷害到另一國家，因而中美經濟往來收益不斷遞減。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格局，使陸權重新崛起，海權走向式微，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重心重回“世界島”上。現有的海洋霸主美國不在“世界島”上，自然要千方百計地攪亂“世界島”，延緩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於是，“墊背陷阱”理論出籠，即依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動態失衡理論，以美國在地緣、軍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製造各種機會，通過國際危機乃至局部戰爭，轉移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矛盾，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破壞性溢出的“墊背效應”，讓美國“再次偉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