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為美國遏華的最後一張“王牌”，在美國的煽動下，甘作棋子，被美國任意擺布，積極配合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充當挑釁大陸的急先鋒，大力鼓吹“反共抗中”，在政治上“依美謀獨”，軍事上“以武謀獨”，經濟上“脫鈎斷鏈”，美台勾連日益密切，不斷觸碰“台獨”高壓線，踩踏中國大陸的“紅線”，使兩岸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兩岸軍事衝突的風險和變數不斷增加。
美國在抓緊打“台灣牌”的同時，在西太平洋構建了三個“島鏈”圍堵中國，建立所謂的“印太戰略框架”，將原為“亞洲版北約”升級為政治上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在經濟上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面對美國的挑戰，中國依然保持堅定的戰略定力，遵循既定的戰略步驟，採取“東穩西進”的策略：一方面，努力向東、向南突破重圍，化解美國印太戰略格局的封堵；另一方面，大力向西、向西南、向北穩步推進，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設連接亞、歐、非三大洲的陸路快速運輸通道，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重回“世界島”上。
傳統的地緣政治學將歐、亞、非三大洲稱作“世界島”。根據陸權理論，誰掌握了陸地權力，誰就能掌控世界。其代表人物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即東歐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但是，美國地緣學家尼古拉斯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邊緣地帶學說”：由於邊緣地帶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都超越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因為邊緣地帶大都是面向大洋的弧形地帶，在海權時代來臨時，更能發揮其臨海的區位優勢。
而根據海權理論，一個國家若要成為強國或有影響力的大國，必須掌握在海洋上自由行動的能力。其代表人物馬漢認為，海上力量對於國家的繁榮和安全至關重要，因為海洋航線、商船和港口帶來了大量的商業利益，因此需要打造強大的艦隊確保制海權；同時，海洋可保護國家安全，免於本土交戰，因而擁有強大海軍比陸軍更重要。
無論陸權還是海權，都有其發展規律，並此消彼長。在16世紀以前的舊陸權時代，貨物貿易主要通過畜力運輸來完成，在高原和平原地帶依賴馬、驢、騾等，在荒漠地帶則依賴駱駝。由於畜力運輸生產力低下，一般衹能運載小宗貨物和普通的生活資料，無法運載大宗貨物，從而局限了世界貿易的大規模擴張。隨著海權時代的來臨，世界貨物貿易開始通過海上運輸來完成，使用大型專用運輸船舶。海運的優勢首先在於其通達性，通過海洋直達所有沿海口岸，避開了陸路高山和河流阻隔的障礙；其次是其通用性，可運載各類貨物，尤其是大宗的笨重貨物；其三是經濟性，運輸成本相對低廉，因主要依賴船舶和港口，從而極大地節省了線路維護的費用。但海運也有明顯劣勢，主要在於運輸周期過長，難以滿足現代社會對於商品運達速度要快的需求。使用飛機進行空運便應運而生，其非常快捷，但劣勢是，空運運量小、運輸成本較高，不適合運載大宗的、價值低的產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