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錦鉉：1998年，我讀大學二年級。當年第一批內地學生，透過賽馬會資助來香港讀書。我是第一批接觸這些年輕人的香港人。我跟他們說，我們都是內地過來的，未來香港的管治我們應該要發揮重要的角色，來了香港就是香港人，衹要你想留在這裡，就不要有身份上的區分。當然從概念上我認同林艷主任所說，內地過來的學生應該是未來香港廣聚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但這必須要建立在融入香港的基礎上，不要再分從哪裡來，大家都是中國人，所以我認同這批人應該積極進入香港管治團隊，這是我們一個努力的方向。
第二，香港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大灣區整個設計是讓香港經濟蓬勃發展，令香港的絕大多數青年可以在本地得到發展。所以大灣區是促進香港發展，令香港青年在本地有更大發展空間的規劃；如果有部分青年想出去闖蕩，他也有更大的天地。
林艷：我也想就更加開放包容人才觀部分做點補充。我想到一個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港交所前任行政總裁李小加。他是港交所歷史上第一位非香港本土、有內地背景的行政總裁，打破了港交所歷史上都是由香港本地人擔任 CEO的慣例，但是他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任內香港證券交易得到長足的發展。事實證明有內地背景的新移民同樣可以很優秀，同樣也可以做得很好。
在準備這場論壇的時候我也做了一些瞭解，我發現香港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新移民不可以應聘香港政府的職位，但事實上，能夠真正擔任公職人員的新移民是鳳毛麟角，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因素，比如說考核方式難以讓新移民發揮他們的優勢，但我覺得也不排除選拔人才路徑依賴，或者說思維定勢的一些原因。
另外，剛剛郭主任提到關於西方國家雙重標準的問題，我也是非常認同。郭主任談到了西方國家宣誓效忠制度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規範這方面。據我所知，其實除了這些以外，一些西方國家對公職人員的愛國立場和相應政治資格的審查是非常嚴格的，比如說美國、德國、法國都有專門監察的機制和機構來監督和調查公職人員是否存在不忠的情況。美國歷史上一共有18位國會議員因為不效忠聯邦被取消資格。澳大利亞更誇張，要求更嚴格，1999年的公共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在國外的各項行為必須維護澳大利亞的國家聲譽，如果違反了相關規定，公務員就會被解雇，或者是罰款，或者是重新分配工作；2017年，澳大利亞政府甚至還發佈了澳大利亞公共服務機構和雇員關於社交媒體的指南，規範公務員在網絡上的行為，限制其在網上批評政府。
所以，“愛國者治理”本身就是一個國際通例，而且香港現在已經回歸，並且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中央對香港地區管治團隊提出愛國要求，我覺得是合情合理合法。就像剛才郭主任提到的，西方國家又有什麼理由或者立場來進行質疑呢？這種雙重標準完全是站不住腳，也沒有說服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