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您在日本生活工作多年，您覺得日本社會從平成到令和近幾年來有沒有發生什麼顯著的變化？這個變化會不會對中日關係有一些影響？
汪鴻祥：我個人在日本經歷了三個時代，昭和時代1984年我初次訪問日本。平成元年我第二次來日本到現在令和4年，基本上都在日本工作生活。根據自己在日本社會的所見所聞，覺得近幾年日本社會發生了各種變化。從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視角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人口結構問題。少子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人口持續減少。2021年底日本總人口是1億2544萬，比上年減少了63萬。2020年特殊出生率是1.34%。受到疫情的影響，結婚和懷孕的數字在減少，這可能加速少子化的趨勢。此外，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很高的國家，2021年9月15日為止，65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達到3640萬人，占總人口的29.1%。安倍前首相在任時把少子老齡化稱為“國難”，這個“國難”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對日本的綜合國力和國民心理帶來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其次是社會階層結構問題，貧富差距擴大。日本社會中產階層占主體的社會基本結構沒有根本變化，但是“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比較嚴重，中產階層向中下層流動的趨勢較為明顯。疫情影響下日本社會呈現基尼係數小幅上升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狀況。兒童的貧困率約14%，單親家庭的貧困率達一半以上，老年貧困問題也呈加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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