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區域結構問題，地方社會衰退，區域差距擴大。一方面大城市人口過密，東京“一極集中”的老大難問題長期沒能得到解決。東京圈僅占全國0.6%的面積，卻居住著近30%的人口。這次疫情使得“一極集中”的弊害再次凸現，東京疫情比較嚴重，成為重災區，感染人數大概占到全國的30%左右。另一方面就是地方人口過疏，年輕人都往大城市跑，地方上少子老齡化嚴重，勞動力不足，農林漁等傳統產業衰退，財政收入減少，區域社會缺乏活力，有些地方城市空心化嚴重。
必須指出，日本社會結構出現各種問題，日本綜合國力相對下降，對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帶來了深刻影響。但是，並非意味著日本社會亂象叢生、危機四伏。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並不意味著日本“趨於衰落”，經過平成時代的調整，日本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並著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日本依然是一個擁有強大經濟力和科技力的大國。日本民眾為構建一個“安全，安心，安定”的社會做出了努力，形成了方便的生活環境，潔淨的自然環境，安全的社會環境，多元的文化環境，日本社會正在逐步發展。正確客觀認識日本社會的發展，有助於我們清醒認識中日社會經濟的差距，有利於中日廣泛開展社會經濟的合作。
日本社會狀況變化的同時，日本社會思潮也發生各種變化。戰後初期到60年代初，是和平主義民主主義思潮高漲，左右兩極思潮對立的階段。60年代到80年代，是保守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的階段。90年代至今，是民族主義思潮抬頭與蔓延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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