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4日電／傳統人口紅利理論通常從物質資本供給的角度解釋第一次人口紅利源泉，強調人口撫養比下降帶來儲蓄率提高，因而有利於經濟增長。相應地，這種理論認為，在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從而人口撫養比提高的情況下，如果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則可以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第一個條件是未雨綢繆的儲蓄動機，即人們對老齡社會的來臨作出積極反應，為自身養老增加儲蓄。第二個條件是建立能夠激勵養老儲蓄的機制，這就要求發展社會養老保險，同時社會養老保險模式是積累型而不是現收現付型。一旦為養老進行儲蓄的動機得到激發，儲蓄率得以持續提高，就能夠保障經濟增長所必需的資本供給，從而創造出第二次人口紅利。這種觀點雖有道理，但並不全面。
人民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文章表示，中國經歷過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轉變時期，其間也得益於人口紅利，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長最快的1980—2010年期間，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8%，非勞動年齡人口年均增長率約為-0.2%。這種人口變化特征，不僅保證了勞動力的充分供給，而且由於新成長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實現了人力資本的不斷提升。低撫養比提高了儲蓄率，勞動力無限供給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則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這些因素，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文章分析，從中國經驗可以發現，傳統人口紅利理論至少有兩個缺陷。第一，傳統人口紅利理論只強調撫養比這個單一變量。事實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變量幾乎都與人口因素有關，由此形成的更高潛在增長率就是人口紅利。第二，除了傳統人口紅利理論關注的與人口因素相關的高儲蓄率，與人口因素相關的高投資回報率更為重要。中國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的經驗表明，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關鍵不僅在於較高的儲蓄率即資本供給，還在於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總體而言，第一次人口紅利往往屬於一種後發優勢，其有利於經濟增長的特征只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一旦發展水平提升和人口發展階段變化，經濟增長就不能再依靠那些與不可逆的人口過程相關的資源，如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而越來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資源。經濟發展理論和經驗表明，這種新增長資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而這兩者互為條件、相互促進。
文章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配置效率，即生產要素在投入數量既定條件下優化配置帶來的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自然離不開人力資本的提升。體現在勞動者技能和企業家能力中的人力資本，雖然可以依靠“幹中學”得到改進，但從根本上講則要靠教育發展獲得整體提高。而且，各階段和各類教育打下的人力資本基礎，也決定了“幹中學”的效果。因此，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不僅要提高儲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資本以促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的投資回報率。而提高人力資本，歸根結底要靠教育。
教育發展首先表現為數量上的擴張，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來度量。提高人力資本，要求擴大教育規模，提高教育質量，通過增加在學時間和提高各教育階段入學率，延長勞動者受教育年限。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向前(高中階段)和向後(學前教育階段)延長教育時間，對於提升人力資本具有明顯效果。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延長教育時間可以分步驟推進，根據社會回報率大小來決定優先序。國際範圍的經驗研究表明，教育階段從低到高具有社會回報率遞減的特點。學前教育在促進幼兒智力、社會交往能力、價值觀和自我意識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對於促進個人發展、社會進步、人力資源開發和綜合國力增強具有長遠意義。鑒於中國已經把小學和初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因而有必要重點發展學前教育，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這不僅有利於增強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功能，而且能夠從財務和時間上為家庭解除後顧之憂，使出生孩子數量在政策規定的前提下盡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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