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華外交中的“橋梁”與“穩定器”作用
雖然公明黨“刹車”作用不斷減弱，但其對華友好政策並未受自民黨和日本社會右傾化的影響。從在野黨時期以來，公明黨在中日關係上就一直發揮著特殊作用，這也使對華政策成為公明黨區別於日本其他政黨的顯著特色。公明黨領導人多次訪華，發揮了政黨外交和兩國政府之間的橋梁溝通的作用，而在成為執政黨後，公明黨更是在繼承了歷史“特殊渠道”作用的基礎上成為了中日之間的“穩定器”。<
公明黨最先是以創價學會和平主義理念為基礎，以在野黨身份通過積極派團訪華等途徑在對華關係中發揮作用。1971年，公明黨首次訪華便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復交五原則”，而1972年公明黨第三次訪華中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所記“竹入筆記”在邦交正常化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33〕在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公明黨繼續發揮橋梁作用，如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了福田希望進行締約談判的態度，並將中國政府的見解向福田報告，促使中斷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恢復。〔34〕在“教科書事件”、“光華寮事件”等事件中，公明黨向日本方面轉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對穩定中日關係起了積極作用。由於公明黨主張較為溫和，使其能得到雙方的接受，從而能較好地扮演橋梁的角色。當然，無法否認公明黨訪華也帶有著獲取政治資本、為選舉服務的意圖，而且由於長期在野，公明黨的影響有限，其“補充外交”能發揮作用無法忽略國際大背景的因素。
成為執政黨後，公明黨對日本外交決策的影響主要包括政策協調、內閣會議、國會審議三個途徑〔35〕，而由於對自民黨影響力的上升以及從間接影響到直接參與的路徑轉變，其在繼承溝通橋梁的傳統之外，能通過兩黨間的協調機制而在日本對華關係上實踐其和平主義理念，從而具有了“穩定器”的作用。一方面，公明黨積極參與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多次派團訪華，繼續發揮“橋梁”作用。現任公明黨代表山口自2009年上任後七次訪問中國，尤其在中日關係因釣魚島而處於緊張狀態的2013年1月特地訪華，轉達了安倍的親筆信，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關係。另一方面，公明黨能夠從執政聯盟內部批判和牽制自民黨，如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對執政夥伴進行批判，同時也助力減輕負面影響，如派遣代表團訪華、設立中國研究會等，從而盡力穩定中日關係。由於重視人民福祉的屬性，公明黨還注重促進兩國的經貿合作發展，如公明黨參議員西田實仁所提出的“三中主義”，認為日本中小企業的出路在於活用中國市場〔36〕，也有助於中日關係的穩定。
聯合政權時期，公明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聯合政權中的“中國專家”，被譽為把握著對華外交的“鑰匙”，公明黨也會在本黨的選舉公約中加入中國內容，以體現自身獨特價值。〔37〕而公明黨能持續在對華關係上發揮作用，既得益於長期積纍的渠道，也與其受到中方的信任是分不開的。山口在接受訪談時表示，公明黨與中國關係友好並不意味著公明黨衹會說好話，即使是難以啟齒的事情也要坦率地說出來才是真正的友情。這種“真正的朋友關係”使其能夠從內部與中國坦率地交換意見，並以作為能對中國直言的朋友而自豪。〔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