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台灣處於文明衝突的一個很尷尬的環境當中。台灣從文明或文化的角度來講，跟中國大陸接近。美中之間如果有一種文明的激蕩跟衝突的話，可能有相當成分是跟政治因素有關。這會使得台灣處於一個尷尬境地：我們是東方文明，跟西方文明還是不同的，但是在政治方面，我們現在跟美國是很接近的，所以在大國之間的文明衝突當中，台灣處於一個尷尬的局面。以上是當前國際環境對台灣的影響。
至於台灣有沒有足夠的敏感性？我個人的看法是否定的。台灣不能說沒有敏感性，但這個敏感性是相當不夠的。因為台灣有幾個盲點：第一，現在台灣一面倒向美國，所以在政治軍事上很難採取避險的政策。對台灣的安全來講，一是要靠北京不敢打，即以美國的力量來支持我們，但是現在北京的實力跟過去不一樣了；另外是靠北京不願打，即大陸沒有意願打。我們現在一面倒向美國，對大陸“抗中”而非“和中”，在這種狀況之下很難採取避險政策。避險政策的意思就是在美中之間採取一個比較平衡的策略。
台灣當前雖然致力於去中抗中，但在經濟上受制於中國大陸的市場，文化上也沒有辦法擺脫中華文化的連接，所以對台灣來講另外一個問題是，陷入了自我認同上的矛盾。因為兩岸之間如果兵凶戰危，台灣必要時就要有軍事衝突的準備。所以美國也講台灣要自己準備好，要有自己作戰打仗的準備。萬一戰爭發生，台灣能夠支撐多久？這在“立法委員”質詢“國防部”官員時都曾經問過，但是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換言之，支撐的時間越長，就像烏克蘭一樣，外部介入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大，否則撐不住的話麻煩就大了。美國會不會派兵？直接派兵來的可能性我覺得並不大，即使派兵也不是馬上就可以來，這需要時間，所以台灣在剛開始的時候一定要能撐得住。而以“國家認同”為後盾所形成的意志力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係支撐力的大小。
另外一個就是意識形態的捆綁，現在台灣的大陸政策相當大的程度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國際政治上我們講理性決策，就是決策者面對問題要做決定的時候，怎麼樣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利益，這就是理性選擇。但如果受到意識形態的捆綁，這就不是國家利益的評估，而是意識形態的束縛，造成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以上是台灣的盲點，而這些盲點造成了台灣的敏感性不夠，削弱了應對危機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