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明的衝突
在我看來，這是下一世代華人學者最重要的使命。為什麼呢？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發表其註明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後來又將它發展成為一本專書。杭廷頓認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別是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教、東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從廿一世紀之後，人類的衝突不再僅是國與國之間，更多的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在剛進入新世紀之後，杭廷頓的“遠見”就因九一一事件而獲得了“印證”。
當中國GDP在二○一○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中美已經掉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將無可避免地在各個領域展開鬥爭。川普上台後，中美在經貿、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鬥，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連續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北極地區的發展、南海能源開發、華為的安全及太空領域威脅提出了嚴厲批評。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日前指出，龐培歐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基於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之理念”的戰略，這裡所謂“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國。斯金納說，“這是一場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的戰爭”；她又說，“上世紀與蘇聯的那種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內部鬥爭，而現在是我們第一次面對一個強大的非白人的競爭對手。”
包括龐培歐及斯金納等美國鷹派的主要動機，應該是想把“中華文明”放在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對立面，將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刻板印象，加以渲染放大甚至醜化及妖魔化，並強調美國及西方面對的正是這樣的“非白人”對手，為捍衛西方文明的利益與價值，美國及西方國家必須展開全面鬥爭，美國將領導西方世界進行一場神聖的道德之戰。
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下，華人學者不論是站在“求真知”或“盡義務”的角度，都必須挺身而出，致力於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
七、反思五四，開創未來
基於這樣的認識，“思源學會”最重要的主張之一是：華人社會中的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密切合作，交流研究心得，相互砥礪，共同合作，開創華人學術社群的自主學統。因此我們每個月都在台灣各大學輪流召開讀書會，和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對話，希望能擴大此一學派的影響力。
在這個情況下，我看到了朱建民教授所寫的《對六十年前中國文化宣言的幾點省思》，心有所感，特地邀請鵝胡學派的朱建民校長、楊祖漢院長、李瑞全所長、以及思源學派的王智弘教授、張蘭石教授、陳復教授和我七人，於元月三十日，在台大心理系開會，共同商議如何發表新的宣言，反思五四，開創未來。
會後陳復先擬訂《總結五四、再創未來：中華本土社會科學宣言》的精簡版本與完整版本，寄給與會學者，大家於四月十七日共聚於台大新月台餐廳，商議由李瑞全教授再提出一個代表“鵝胡學派”的版本，再由我彙整成一個雙方共同的宣言，題為“反思五四百年，重構文化中國”，交由《中國時報》，於五月四日發布，代表各自學派的宣言版本，則以“求同存異”的方式，各自發在《中時電子報》的網站上。
八、“文化中國”的爭議
這份宣言在網絡上流傳，徵求“思源學會”會員意見的時候，引起最多異議者，是宣言中的“文化中國”一詞。在民進黨政府全力推行“去中國化”政策的今日，許多人建議用“文化中華”取代，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但是對於這個名詞，我倒是十分堅持。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1994年起開始藉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410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1994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
最近蔡政府擬定的一○八課綱將“公民與社會”科課綱中原有有關心理、教育與道德的章節內容，幾乎全數刪除，衹留下法律、社會及經濟等部分，尤其是法律占了絕大多數，目前進入審查最終階段的大多數高職版本，彷彿變成教導學生如何爭取權益的攻略手冊。
這些教科書的內容，大量敘述人權保障、權利維護、行政救濟與罷工、街頭運動的實務做法，明顯隱含勞工與雇主對立、公民不服從的意識形態。如果這些課本被同樣立場偏頗的審查委員保送過關，對未來的新新人類將造成什麼樣的可怕影響？
例如“訴願程序及行政訴訟”的單元，有版本列舉“某生因缺曠太多，被學校退學”，倘若不服學校的行政處分，應當如何提起訴願並進行訴訟。完全不管德育的角度，也不提醒學生“反求諸己”，反省並檢討缺曠原因。為了貫徹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用這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這難道不就是儒家所謂的“自作孽不可活”嗎？
九、“傳承五四精神”？
五月三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出由“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理事長王智弘和“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共同署名的宣言“新五四新挑戰：重構文化中國”。當天感念五四代表人物、也是中央大學前校長羅家倫，中央大學特地舉辦了一場論壇；財大氣粗的中央研究院則是以“傳承五四精神”自命，一連辦了3天的研討會。
在研討會開幕式上，中研院院長廖俊智發表了一篇非常“文青”的演說，讀來令人十分“感冒”。他大言不慚地說，中研院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的“科學、自由、民主、創造”等價值。五四運動何嘗追求過什麼“創造”價值？這真是前所未聞的“創見”！
長期關注華人社會中科學發展的名記者江才健先生在《科學啟蒙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我們應如何評價科學，應當是文化思維上最值得關注深思的頭等大事。”不幸的是，我們的這位中研院院長似乎一點反思能力都沒有，他居然大剌剌地說：中研院繼承了五四時期的“科學”價值！他難道不知道五四時期的“賽先生”，是所謂的“科學主義”嗎？歷史學家汪榮祖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五四的浪漫本質》，對於這一點，也有非常詳細的析論。
至於所謂的“民主”價值，汪教授指出：“在一個缺乏民主理念與實踐的國度，不經過理性思考與批判，也未考慮襲用西方制度的可行性，但憑仰慕的熱情，作一廂情願的擁抱……。後果是，真民主的鴻鵠未至，非理性民粹主義的惡鷹卻盤旋而至。”中研院院長會在學術研討會上吹捧“德先生”，難怪台灣的政治會是今天的這副德性！
廖院長說：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長“在學術上一直超然與獨立”。這話聽起來叫人全身起雞皮疙瘩。以往歷次總統選舉，中央研究院院長總是一馬當先，組織“國政顧問團”，當特定政黨的啦啦隊。所謂“超然與獨立”，是說給自己聽的吧？
廖院長誇口“不讓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限制學術研究”，這口氣像極了蔡英文當年說過的大話。然而，中研院院士杜正勝搞的“同心圓史觀”，把台灣的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500年，在空間上跟大陸切割；中研院和台大一幫自命為“自由派”的教授，長久以來一直把持著“教育改革”和“制訂課綱”的“大業”，拚命搞“去中國化”，把台灣的教育搞得支離破碎，現在連一套像樣的課綱都搞不出來，這難道不是用“政治意識形態在干預學術研究”嗎？
廖院長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說“幾任中研院長幾乎都刻意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甚至對抗”，聽起來更叫人覺得肉麻。他難道不知道李遠哲最喜歡幹的職務就是“國政顧問團團長”嗎？當權者如果不“喜愛”他，中研院的預算怎麼可能年年加碼，由30億一路攀升到150億？他難道忘了翁啟惠最擅長搞“三位一體”的產官學合作，在“浩鼎事件”中呼風喚雨，讓股民坐上雲霄飛車，弄得七葷八素，再送入“套房”嗎？
廖院長自己為了替“中研院幫”護航，在整個“拔管”事件中始終裝聾作啞；吳茂昆院士甚至奮不顧身，搶當教育部長，幫執政黨衝鋒陷陣；跟當權者如此零距離地貼身合作，如果還不能討得“當權者”的“喜愛”，廖院長所說的“當權者”也未免太漫無心肝了吧？
十、歷史的反思
中研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近代史研究所，還有台灣史研究所，史學人才多如過江之鯽，可以說是台灣歷史研究的重鎮。當年傅斯年當中研院史語所所長時，主張歷史研究工作就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找東西”，要求研究人員不要再講什麼“仁、義、禮、智、信”，從此之後，中研院就陷入“實證主義”的陷阱，無法擺脫西方理論的宰制。難怪在“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之後，還是衹想繼承“德先生”、“賽先生”的“五四精神”，對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完全喪失掉反思的能力，所以也看不出台灣未來的方向！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