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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 |
中評社╱題：文明衝突下的五四反思 作者：黃光國（台湾），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今天我們要想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學術界必須改變“橫向移植”的習慣，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進行“縱向承接”。倘若我們懂得如何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理論，我們便可以建構出一系列的“科學微世界”，來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理論競爭，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今（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為了紀念這場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思源學會”（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決定和“新儒家”聯合發表共同宣言“反思五四百年，重構文化中國”。在發表宣言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爭議，很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地反思。首先，我們要談的是“思源學會”的立場：
一、五四意識形態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1904-1905)，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越演越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72/1983）。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二、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1949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1994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1949）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來自全中國各地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三、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
目前台灣人的生活世界其實存有人間佛教、儒家文化和西方個人主義三套不同的文化體系。然而，由於儒家和佛教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為己之學”，和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明有差異；從儒家文化傳統中很難發展出西方式的科學。西方的科學哲學必然要討論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台灣研究生的養成教育則衹談“方法論”，他們傾向於把西方理論當作是“真理”，卻不懂得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成客觀的知識體系，因此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傳授的大多是源自於西方學術傳統的理論，他們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也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用華人社會的材料，檢驗西方的理論。
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大多是建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華人的生活世界卻是依“關係主義”的法則而運作的。針對社會科學界這種盲目移植西方理論及研究典範的“自我殖民”現象，從1980年代開始，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等人便開始在台灣發起“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
在中國文化傳統裡，中國人不是不能發展科學，而是已經發展一種迥異於西方的科學，李約瑟稱之為“有機體的科學”。在世界學術社群普遍為西方科學所宰制的情況下，我們要想發展出西方式“機械論的科學”（mechanic science），首先就必須正視“科學微世界”的屬性，然後學習西方科學家如何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科學微世界”。否則我們就很可能把西方理論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真理”，衹會做“橫向移植”的翻譯工作。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不例外。
四、《社會科學的理路》
今天我們要想建構華人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學術界必須改變這種“橫向移植”的習慣，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進行“縱向承接”。基於這樣的見解，哲學雖然不是我的專業，我仍然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回顧西方科學哲學在二十世紀中的發展，撰成《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經過十年的實際應用，在思想完全成熟之後，並添加二章，介紹“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介紹我如何用“多重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黃光國，2013）。
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非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從2000年起，我被委任為“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的主持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執行卓越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殫精竭慮，一面思考跟心理學本土化有關的各項問題，一面從事研究，撰寫論文，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以將近一年的時間，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黃光國，2009）。三年之後，該書之英譯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五、“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2015年，我從台大退休後，受聘於高雄醫學大學，分別在南、北兩地組織研究團隊“思源學會”，鼓勵年輕教師及研究生深入思考並討論“中西會通”的相關議題。最近我綜合大家的討論，出版了一本書，題為《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全面回顧過去三十年間，台灣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所出現過的五種“文化主體策略”。該書的出版，更使我警覺到華人難以接受西方科學哲學的關鍵，在其文化形態的根本不同。因此決定重寫《社會科學的理路》，添加兩章，追溯西方科學哲學的文化根源，並釐清各種哲學思潮之間的辯證關係，於2018年8月中，出版第四版的“思源版”。
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
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目前主流社會科學中絕大多數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而非西方的文化，大多不是“個人主義”，而是關係主義的。倘若我們懂得如何以“關係主義”作為預設，建構理論，我們便可以建構出一系列的“科學微世界”，來和西方“個人主義”的理論競爭，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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