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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三種“無政府文化”類型） |
中評社╱題：兩岸博弈與“大陸形象”敵化建構－－建構主義的視角 作者：安拴虎（漳州），閩南師大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摘要】依據建構主義行為主體和結構相互建構的邏輯，國家間的無政府文化是行為主體之間實踐互動的結果。假若國家通過活動和交流建構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會都是敵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樣的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競爭，又不能被消滅，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對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有主權，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分析兩岸關係以及大陸形象提供了一種方法，儘管兩岸關係完全不能等同於國際關係，但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解構兩岸關係頗具啓發。從兩岸官方互動的層面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把中國大陸與台灣看作“行為主體”，兩岸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結構（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的變化，反過來會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或建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進而影響作為整體的“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與評價。就“敵化”建構而言，七十年來，兩岸基本維持了一個“敵對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無論是之前的“正統”之爭，還是後來的“統獨”之爭，兩岸雙方共構了“敵人形象”。
在台灣，“大陸形象”基本上循著兩個面向進行建構，一個面向是“敵化”，一個面向是“醜化”。就“敵化”建構而言，七十年來，兩岸基本維持了一個“敵對政治框架”和激烈博弈，無論是之前的“正統”之爭，還是後來的“統獨”之爭，兩岸雙方共構了“敵人形象”。本文試從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就此問題進行探析，拋磚引玉，以期方家指正。
一、建構主義與國家形象的塑造
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開始把體系結構作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分析層次，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係的最根本秩序原則。其他理性主義（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與華爾茲觀點是一致的。阿爾特和傑維斯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關係的根本事實”；奧伊指出：“國家處於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因為沒有中央權威機構可以限制對主權利益的追求。”〔1〕基歐漢的《霸權之後》以無政府性為起點研究國際制度。他把無政府性視為“表述了國際政治的特徵”的基本體系要素。〔2〕
國際關係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無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亦即華爾茲所說的“缺乏全體系範疇的權威機構”〔3〕和基歐漢所說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個共同的政府”。〔4〕幾乎所有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都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體系的固有屬性，也是國家行為體的國際行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為國際關係的第一推動，成為一切國際關係研究的起點。〔5〕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冷戰的結束，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建構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一、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人類社會的主流觀點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質力量驅使成的；二、社會舞台上出現的角色受到的影響來自於他們的認同和利益，而不是本性。建構主義認為行為體與結構是互相建構的，認為人、組織或國家的行為都是社會建構的，并不遵循一個不變的秩序或原理。
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主張應從社會學視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國際關係中所存在的社會規範結構而不是經濟物質結構，建構主義強調觀念、規範和文化在國家行為及利益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構性作用。溫特在他的集大成之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全面提出了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理論。他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不僅影響了作為個體施動者的國家的行為，而且更能够影響國家的身份與利益。前一種影響溫特稱之為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因果作用，而後一種則是他所謂的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身份與利益的建構作用。
溫特認為國際體系或國際結構不單是物質現象，還是理念現象，在物質世界（指行為主體在一定社會中所處的相對位置，以及它們之間物質的實力分配的狀況）之外，還存在一個意義與知識的世界——由“共有的理念”所組成的世界（指的是行為主體行為的文化內容，譬如構成社會主流特徵的信仰、規範、理念和認識等）。〔6〕這個世界可以看作是行為主體對其周圍世界的解釋和理解，具體體現為各種觀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與交鋒。通過如此的理念交流，國與國之間會形成對彼此的“認知”和“態度”，而這種“認知”與“態度”的總和，就構成了國際體系的“主觀結構”。依照建構主義的觀點，社會結構由三種基本成分構成：可以分享的知識、物質資源以及實踐。溫特認為，對於人類的行為來講，祇有通過共享的知識結構，物質資源才被賦予含義。具體來說，各行為主體對理解、期待和知識的分享程度造成他們之間關係的性質，分享程度越高，各行為主體之間互信程度越高；而物質資源通過各行為主體所分享的知識結構而獲得含義，一定的含義系統確定行為主體對其周圍的物質環境做出一定的反應和理解。〔7〕
除了“共有理念”，“身份”（或角色）也是建構主義核心概念之一。溫特將“身份”作為“行為主體”的屬性，溫特認為身份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徵。他認為兩種觀念可以進入“身份”，一種是該行為主體持有的理念，一種是其他行為主體持有的理念。身份是由內在結構和外在結構建構起來的。〔8〕國際體系中的國與國關係和社會中的人與人關係類似，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國家之間進行社會性的交流和互動，也會建立“共有的理念”，作為國家理念的組成部分，塑造著該國對自我身份和他國身份的認知。
由於建構主義認為國家的身份并非來自於天賦，而是在國際交往進程中確定的，這就為動態考察國家形象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溫特認為由國家之間交流和互動，建構而來的“共有理念”可稱之為“無政府文化”，由此可以建構國家的身份。〔9〕溫特指出，并非是體系中所存在的共有觀念或文化促進或阻礙了合作。國家間能否合作，合作能否維持，取決於個體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身份關係的確定，身份一旦確定，個體就會自然基於對他者的再現界定自我姿態。一國通過確定“一種獨特的自我對他者的姿態或取向”來決定他們之間的互動方式：是相互威脅、相互競爭，還是相互結盟。
溫特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是一種單一的邏輯，而是至少存在三種結構：霍布斯結構、洛克結構以及康德結構，在這三種結構中分別是敵人、競爭對手以及朋友的角色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與此相適應，他將“無政府文化”分為三種，分別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10〕
不管是“敵人文化”、“對手文化”還是“朋友文化”，都是在國與國互動中由其他國家在認知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換言之，一國的國家形象是由該國與他國之間建構的“無政府文化”類型所決定的。霍布斯文化塑造的是“敵人形象”，洛克文化塑造的是“競爭者（對手）形象”，而康德文化塑造的則是“朋友形象”。〔11〕（三種“無政府文化”類型，見下表）
（表格：三種“無政府文化”類型）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9-307.
依據建構主義行為主體和結構相互建構的邏輯，國家間的無政府文化是行為主體之間實踐互動的結果。假若國家通過活動和交流建構的共有理念是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共有的理念）就會是敵人形象，也就是霍布斯文化。同樣的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可以自治、彼此競爭，又不能被消滅，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對手的形象，也就是洛克文化。如果國家建構的共有理念是國家既有主權，又彼此友好，即相互之間的國家形象就是朋友的形象，也就是康德文化。〔12〕
建構主義使我們瞭解到國家形象并非全由物質力量或實力所決定，它具有社會建構的特徵，并且，從本源上而言，國家形象可通過行為體不斷互動建構出來，并得到一些模式化的社會實踐而不斷維持和加強。〔13〕其次，依據語言建構主義而言，論述可以建構社會事實，可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某些非物質性事物的功能事實，譬如“貨幣”，我們不單能從其物理屬性建構對它的認知，我們還可以用語言和符號將其意義再現出來。國家形象亦是如此，它是非物理性的東西與概念，需透過語言與符號再現產生。國家形象需透過傳播媒介再現與反映，才可能形成一國或國際社會對於另一國總體的評價和看法。誠如文化研究學者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再現是一種過程，通過它，一種文化中的大衆成員以語言（廣義的定義為任何調配符號的系統，任何意指系統）而生產其意義。〔14〕
二、兩岸互動模式與“敵人”形象
國家形象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社會事實，同樣具有社會建構的屬性。從上述說明可知，因語言符號在社會建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并與一定的價值與意義體系聯結一起，并由媒體再現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此塑造有關他者對某國國家形象的評價與看法。
可以說建構主義理論為我們分析兩岸關係以及大陸形象提供了一種方法，儘管兩岸關係完全不能等同於國際關係，〔15〕但是溫特建構主義理論對我們解構兩岸關係頗具啓發。從兩岸官方互動的層面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把中國大陸與台灣看作“行為主體”，兩岸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結構（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的變化，反過來會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或建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理念），并進而影響作為整體的“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與評價。
兩岸互動對於“大陸形象”建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49年兩岸分裂以來，兩岸建構的“共有理念”（無政府文化），祇有馬英九當政時期，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擱置爭議，短暫建構了積極、善意、“互幫、互助”為特徵的康德文化的夥伴關係，兩岸也因此達成很多協議，收穫不少成果。除此之外，無論是兩蔣時期還是李扁蔡時期，兩岸關係結構就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類型，即雙方互不承認生存權的敵人，塑造的形象是“敵人”的形象。
草蛇灰綫，伏脈千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聯合國，且躋身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列。然而國內形勢卻日趨嚴峻，舉國盼望的和平局面沒有到來，盼來的是國共全面內戰。歷經三載即勝負已分，超出許多人的想象。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國民黨軍則一路潰敗，最後於12月退守台灣。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台灣問題也由此產生。
不偏不倚地來看，中國實質分裂成兩個敵對的政治實體，一個占據了廣袤的大陸，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敗退到台灣，名字叫“中華民國”。在“台獨”因素尚未形成干擾的時期，兩者之間的博弈和鬥爭從未停歇，兩邊均宣稱自己代表整個中國、領土和人民。一方面，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念茲在茲地是要“光復大陸”；而另一方面，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天天喊著“一定要解放台灣”。兩岸爭的是“文化正統”和“中國”的代表權。
但無論如何，那個時期的兩岸維持著“兩岸同屬一中”的共識。雙方在追求統一這一目標上是一致的，均主張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對“中國”的認同和感情是一致的、明確的，雙方的分歧無論多麼嚴重，均認為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分歧，也就是說雙方一方面政治上高度對立對抗，另一方面在“一個中國”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認知上又高度契合。也正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實現了八九十年代返鄉探親的開展和兩岸經貿關係的重大突破，也是在這個共識之下實現了海基會和海協會的相繼成立以及兩岸兩會的協商談判以及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達成。雖然從總的角度來看，那個時期兩岸互動建構的是一種“霍布斯文化”，維持的是一種敵對關係，但兩岸均將對方視作同胞兄弟，兩岸同為中國人的認知根深蒂固，與李、扁、蔡時期建構的霍布斯文化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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