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過查閱數據發現，美國產業高端化的同時，出現了空心化的過程。資本在全球流動帶動就業和產業的流動，高成本的國家是資本流出、產業流出的主要來源地。美國跨國公司的利潤和高端就業雖然留在美國或給了美國人，但獲益人只是資本家以及與他們共謀的華爾街，以及為他們服務的精英階層，但實體產業及緊密關聯的生產性服務業在過去超級全球化的過程中大量流失，中層、基層就業也大量流失。與香港的情況非常相似，在超級全球化下同樣也出現了兩個美國。
Andy Grove是英特爾的創辦人，他在2010年寫了一篇文章叫《美國怎樣去創造就業》，在網絡廣為流傳。他認為，美國對製造業的價值嚴重低估，過去這些年全世界都推崇美國的矽穀，但矽穀強大的創新機器並沒有為美國人創造太多就業機會。他認為，車庫中的發明創新非常重要，但R＆D的成果變成產業、商品的過程同樣重要，可在過去這麼多年，科技產業規模生產的過程已經不再在美國發生，矽穀的創新成果大多拿到其他國家去變成產業和產品，美國的就業機器開始空轉了，無論再創造多少間INTEL、APPLE，就業都難以改觀。他提到，在“美國研發、境外生產”的模式下，美國將變成一個由高附加值工作人群、無法轉移的低端就業人群以及失業人群構成的社會。這是Andy Grove10年前的預測，關照今日的美國，可以發現他的預測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現實，他認為這樣的模式持續會帶來階層的斷裂，帶來對立，這種爭端已經出現。
在超級全球化的推動下，美國同時還出現了資本霸權和過度金融化的趨勢。在超級全球化之前，工人與資本家之間是一個互相制衡、相輔相成的關係，勉強能維持平衡。可是超級全球化後，他們之間的博弈天平從此就失衡了。資本的全球流動賦予了資本一個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就是可以決定就業的地理位置，決定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博弈轉變成了由資本家控制的不同國家工人之間的競爭。從1973年到2019年，美國工會會員大量退出工會，工人退出勞動市場，資本霸權形成，財富成為賺取收入最有力的工具，工資的增速遠遠不及資本增速，擁有資本的人對經濟的壟斷性不斷增強。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失業率並不能反映最全面的就業情況，因為很多人直接選擇不就業。超級暢銷書《從零到一》的作者Peter Thil有一個演講，在美國2016年大選的時候被譽為“改寫了教科書”。傳統經濟學教科書認為自由貿易會讓人人受益，但Peter Thil稱自由貿易並沒有惠及所有的美國人，反而是讓美國空心化。美國失去成千上萬的工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讓很多城市的核心淪為廢土。他認為受惠的只是金融財閥和精英階層；而政策制定者喜歡自由貿易，因為他們自己是贏家。
超級全球化還包括一個因素就是人的全球化，美國人還面對著移民衝擊。首先是就業方面的衝擊，移民更願意去接受更低端、更惡劣、更沒有福利的工作；其次是福利，移民更依賴社會福利和社會提供的各種資源；此外有移民還會帶來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族群矛盾。美國一個機構預測，到2055年，美國白人將少於總人口的50%，到2065年美國白人將只占45%左右。《 Hillbilly Elegy》一書，就描述了美國“鐵銹帶”上的城市，在全球化中產業流失後面對的情況，社區崩塌、城市衰敗、社會底層瀕臨絕望。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刁大明也曾提到，其實“美國自身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超級全球化在美國一路高歌猛進，到2008年迎來一個轉折點，那就是金融危機爆發，把很多美國以往堅信的體系和價值觀都摧毀了，引發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懷疑和反思。2010年，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人們舉著“我們是99%”的牌子，憤怒地喊出他們的“被剝奪感”。2016年特朗普為什麼會贏？這就是根本原因。若不是疫情這隻黑天鵝，很大概率他還會贏。不光是美國，全球都出現了“特朗普化”的趨勢，反全球化、反精英主義、反移民。我覺得資本主義發展到2008年，走上了一個轉折點，人們開始去反思全球化、去調試資本主義制度。所謂百年大變局，從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展現在我們面前。香港在這樣一個大趨勢下，必須去審時度勢，尋找自己合適的發展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