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中日關係在安全領域的對抗性增強，日本將台灣問題比喻成烏克蘭問題，渲染中日安全問題的困境。外交影響力也是日本和中國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主要表現在對地區的影響力、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力。如果日本要壓倒中國的話，就要借助一些力量。岸田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利用俄烏衝突在外交影響力方面牽制中國的做法非常明顯。
但是在雙邊關係層面，岸田基本上是“不作為”和“冷處理”，不和中國正面進行交鋒或者衝突。談到對華關係的時候，他說要建立健康穩定的中日關係，這是岸田對華政策的一個基礎；但另一方面，岸田又說要建立一種坦誠的、該說要說的關係。這與安倍時期的對華政策，其實沒有特別大的變化，利用多邊場合來指責和牽制中國，是日本近年來一貫的手法，無論在G7，還是在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對話中，總是不忘拿中國說事兒。
岸田在雙邊關係上的立場和表態，也是出於日本自身利益的考慮。中日關係在安全領域的困境無法破解，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在擴大，但是日本又要牽制中國，只能利用第三方、利用國際輿論，這是日本近十多年來慣用的手法。
日本對於中日正面交鋒或發生衝突還是比較謹慎的，因為中日關係如果出現重大危機，無論在安全領域還是在經貿領域，對日本都沒有什麼好處。特別是在疫情之下，日本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度進一步加深。日本目前經濟也是困難重重，所以要竭力規避對經貿領域的衝擊。
雖然日本非常強調供應鏈的調整和部分“脫鈎”，但這是局部的，不是全局性的。日本的傳統產業對中國的投資、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是無法改變的。比如汽車產業是日本的支柱產業，中國是日本汽車產業的最大的市場，所以日本不能失去中國市場。
秋季的參議院選舉也是岸田要考慮的，他要迎合一些民意或者輿論的反應，所以非常關注輿論對俄烏衝突的看法，這也會影響到岸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在參議院選舉之後，岸田的對華政策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一定會有一些紀念活動，氣氛也會隨之改善。岸田的對華政策可能會轉為比較務實，進一步推動兩國在可以合作的領域進行合作，包括民間交流、旅遊行業的開放，以及留學生政策等等，都會回到疫情之前，這些對日本的經濟發展都會帶來利益。
所以中日關係重大改善的空間比較狹窄，因為中日關係根本性的改善或者重大改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安全領域的結構性問題，包括日美同盟，這個問題不僅僅依然存在，而且在加劇，所以中日之間健全的安全關係的缺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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