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印太經濟框架沒有很多約束力，是比較自由寬鬆的框架，它採取“一國一策”的菜單式參與形式，其核心是將主要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聯繫起來，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種相對鬆散和自由的參與模式體現了美國經濟力量的虛弱，也會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印太經濟合作框架最大的亮點在於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上，日本期待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合作，比如對印太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這方面，日本覺得美國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別是數字經濟規則的制定。日本也期待能夠從美國獲得更多的尖端技術。美國畢竟在數字經濟、高科技領域比日本發達得多。
日本加入IPEF與加入RCEP不矛盾
中評社：除了IPEF，日本還是中國主導的RCEP的成員，在中美經貿脫鈎的大背景下，日本為什麼選擇成為RCEP的成員國？這與日本成為IPEF的成員國矛盾嗎？
包霞琴：日本經濟對外依賴度特別高，所以它積極參與印太經濟合作框架，又繼續主導和推進CPTPP，也參加RCEP，日本參與了印太地區的三大經濟合作框架，而美國、中國、印度都只參與了其中的一個。
日本在地區貿易合作領域有主導性和積極性，這與它自身的對外依賴度和經濟發展戰略是相關聯的。所以日本參加印太經濟合作框架與參加RCEP並不矛盾。在RCEP中，很多統計數據顯示日本獲利最多。另外，日本在RCEP規則的制定、高標準的設定等問題上，還要起到主導作用，對於牽制中國的影響力和主導權也會產生一定效果。
岸田任內中日關係改善空間不大
中評社：2020年年初，中日關係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蜜月期，您認為在岸田文雄任內中日關係有改善的可能性嗎？
包霞琴：岸田上台之後，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局勢，都發生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所以岸田的對華政策是跟著形勢走的，一邊跟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走，一邊跟著美國的戰略走。這跟岸田自身戰略主導能力有關聯的，他在自民黨內部的影響力可能沒有安倍那麼強，需要平衡自民黨內部的各種力量。特別是在安全領域，俄烏衝突使安全問題特別突出，自民黨內部的防衛族勢力抬頭，岸田的對華政策也深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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