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些國家或地區以經濟安全為由加大對境外投資審查與管制，嚴重影響國際經濟產業技術合作
當前國際社會或主要經濟體圍繞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輪高科技領域發展展開激烈競爭。其中美國以國家力量對華為與中興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及施壓盟友共同遏制，影響到正常國際商業競爭與國際經濟產業發展。同時，新冠疫情影響後，全球範圍內不少國家或地區以“經濟安全”為由對外商投資與企業并購採取更為嚴格的管制措施，而針對中國企業投資與并購管制更為明顯。其中以美國、歐洲、日本、印度及中國台灣地區等最為典型。
美國持續加強針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與并購等管制與審查。其中，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依據1950年頒佈的《國防生產法案》第721條，經總統批准於1975年成立），是一個有非常嚴格保密條款的不透明外資審查機構。近年來CFIUS不斷加強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的審查，實質就是阻撓。不僅直接阻撓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與并購，還間接阻撓中企對與美國相關的其他國家投資并購案。2017年11月，CFIUS就以安全為由阻撓中國科瑞集團收購德國血漿產品生產商生物測試公司（Bi0test），祇因為後者在美國有分公司。美國政府於2017年開始對CFIUS進行改革。2018年8月，美國政府頒佈《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被外界認為是CFIUS成立40多年來最重大的法案修訂：要求嚴格審查外資收購美國公司，並對外國投資美國企業提供國家安全評估報告。其實就是要遏制與阻止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和并購，避免中國從中獲取所謂美國先進技術〔14〕。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認為這一修訂法案的出台“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國家安全而非經濟利益，已成為左右在美外國投資的關鍵因素”。2018年11月10日起，美國財政部實施新規，要求外國投資者在美進行投資交易時，凡涉及美國27個行業關鍵技術（包括半導體、電信和防務等）都必須提交給CFIUS進行“國家安全評估”，違反規定者將面臨嚴重罰款，最高可與擬定的交易金額相同。美財政部官員表示該法案頒佈以來，CFIUS已清理了價值近4000億美元的交易〔15〕。
歐洲國家也普遍加強了對外商投資管制以及針對華為的遏制。2018年，德國政府通過《對外貿易和支付法案》修訂案，將國外企業并購德國企業的審查門檻（持股標準）從25%降低到10%。2020年4月，法國政府宣佈，非歐盟投資方收購法國大企業10%及以上股份時必須接受法國政府審批〔16〕。英國、西班牙等也紛紛收緊外商投資。2019年3月，歐盟通過了《歐盟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條例》，確立了關於外商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審查框架，將於2020年10月1日生效。可以說，歐洲普遍加強了外商投資與企業并購的審查與管制。
疫情以來，日本政府正積極謀劃調整國家安保戰略，其核心之一就是強化經濟安全，將高端製造業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外資以收購方式掌握〔17〕。2020年5月初，日本《外匯法》修正案生效，大幅提高外資收購日本企業，特別是大型製造業、科技企業、軍民兩用領域產業的門檻，日本財務省還列出重點企業清單，要求這些企業在接受外資并購時必須加以申報。同時日本政府還要求科研部門在申請政府研究資助時，必須申報投資的外資贊助情況〔18〕。另外，為防止核能、雷達等尖端技術外泄，日本文部科學省要求國內全部86所國立大學部門加以管理，並制定相關規定。
印度國內出現一股強大的經濟民粹主義浪潮與反華逆流，全面遏制中印經濟關係發展，對中資在印投資與經營進行特別限制，以降低所謂印度對華經濟依賴，提高印度經濟自主性。新冠疫情後，印度強調在本國打造所謂的“自立經濟圈”構想，莫迪總理於2020年5月提出總額約20億盧比的大規模經濟發展計畫，核心內容是以經濟、基礎設施、技術、人口和需求為五大支柱，以煤業、礦業、國防、民航、電力配送、基建、太空、原子能為八大領域，打造“自給自足的印度”，不論其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顯示了印度強化經濟安全的內向型發展思維。印度經濟民族主義思潮上升，加上中印關係因邊境爭議惡化，印度政府加強防範中國經濟，不僅於2019年宣佈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而且對華採取一個又一個的經濟保護主義措施，包括抵制中國商品、限制中國投資、禁用中國手機APP軟件和中國設備及取消中國企業參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等。印度外交官員強調“經濟自力”的重要動因就是“重新評估在關鍵行業的原料、部件對某個特定國家和地區的過度依賴”〔19〕，其實就是要減少經濟對華依賴。同時，印度政府正計畫要求國際大型科技企業共享數據，並決定設立一個新的監管機構，實行“非個人資料”監管計畫，要求谷歌等公司提供匿名及非個人使用者資料，以説明莫迪政府“數字印度”發展戰略，卻引起國際跨國公司的擔憂。
中國台灣地區更是積極配合美國，推行經濟上“脫中融美”戰略。近年來，蔡當局不斷出台限制大陸企業在台投資、限制台採購華為、中興等大陸通信設備等政策，阻撓兩岸經濟合作政策。特別是於2020年8月宣佈將對陸資赴台投資採取更為嚴格的認定標準，將改為“逐層認定”，未來兩岸經濟關係發展變數增大。
可以說，美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在打壓競爭對手華為、中興等中資企業的同時，加大遏制與阻撓中資企業赴美投資。受此影響，中資企業赴美直接投資大幅下降，從2016年的465億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48億美元〔20〕。同時，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紛紛在政治經濟等因素考慮下出台限制外商投資的政策與法規。這一政治與政策導向態勢勢必將會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向，影響國際經濟合作，尤其是對中資企業“走出去”與海外發展形成新的障礙與挑戰。
四、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出現重大調整新態勢
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分工的必然要求與結果，是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提高投資效益的最佳途徑。經濟全球化經過近現代一百多年發展，世界各國或地區之間形成緊密的經濟鏈、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然而，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美國強大政治力干擾與破壞，繼而又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重大影響，進一步加大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與變化。
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調整，走向全面對抗與遏制之路，尤其是在經濟上推行中美“脫鈎”與“斷鏈”戰略，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擔憂。然而，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又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帶來新的衝擊，在某些產業與領域出現“斷鏈危機”，讓許多國家或地區重新反省經濟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問題，企圖在戰略或關鍵領域建立相對完整、安全的產業體系與供應鏈，避免出現“斷鏈危機”，影響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
其實，在美國對華戰略調整與對華發起貿易戰之前，新一輪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就已經開始。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華發起的貿易戰與科技戰，則直接影響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化。美國對華出口產品大範圍、大規模徵收高關稅，迫使部分在大陸從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台企與外企被迫將部分生產基地向外轉移，其中以台資企業回流與外移最為典型。同時，在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施壓與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將不少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阻止美國企業及使用美國設備與技術的所有境外企業對華為等企業供貨，強行推動中美經濟“脫鈎”，造成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面臨“斷鏈”危機，同時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動。美國對華經濟“脫鈎”與“斷鏈”策略，不僅影響中國經濟與中美經貿關係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化。不少國家或地區高科技企業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或重新進行生產基地佈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後，則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調整。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醫療設備、醫用產品與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供應、儲備的重新認識與政策調整上。台灣學者楊欣倫認為，從疫情發展的角度來檢視，過去全球化追求生產最佳效益與國際分工的供應鏈體系，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恐慌物資爭奪下，必然促成特定領域的供應鏈在國家政策要求下建立獨立自主的、不受外力影響的生產體系〔21〕。《日本經濟新聞》文章認為，由於疫情導致的國際經濟危機，各國收緊了對敏感領域產業與技術的管控，更加重視供應鏈的自主性。就是說，受新冠疫情影響下，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思維與產業政策有了新的調整，不再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為優先，而是更強調經濟安全，更關注戰略物資的安全生產與供應。受此影響，不少國家或地區開始鼓勵醫療、防疫與科技等產業的回流與建設，並激發了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國家主義、排外主義的發展。美國、日本、印度與中國台灣地區等先後提出相應的鼓勵企業回流與撤離的政策措施。
目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呈現如下三大特徵。（一）在國際產業鏈與供應鏈調整過程中，中美經濟戰略博弈最受關注，影響最大。美國在產業與技術上推動“去中國化”，企圖實現中美經濟“脫鈎”與“斷鏈”，儘管因中美經貿關係十分密切、雙邊貿易規模巨大，要完全實現“脫鈎”與“斷鏈”不大可能，但這卻是美國的重大戰略部署與政策導向，在部分產業與領域已形成“斷鏈”的危機，尤其是對華為技術、設備與晶片製造的封殺就是典型。儘管中國政府不希望中美經濟“斷鏈”與“脫鈎”，持續希望推進中美經濟合作，但在現實壓力下也不得不採取某種程度的“去美化”舉措，中國企業被迫減少對美國技術與供應鏈的依賴。華為在智能手機上推出“鴻蒙”系統，同時筆記本電腦等領域推動“南泥灣計畫”，就是要減少技術與產品對美國的依賴，實現自主的技術與非美生產體系。可以說，美國遏華戰略引起的中美經濟對抗及科技產業的“去中化”與“去美化”，必然影響到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大調整與變化。
（二）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出現新的調整動向。麥肯錫研究所（MGI）最新研究報告警告，在貿易戰、網絡攻擊、傳染病疫情（新冠）與氣候變遷等威脅下，（全球範圍內）企業未來3-5年可能會將全球四分之一的產品（包括通訊設備、服裝、石油產品、運輸設備和採礦等）移往新的國家生產。估計這些產品約占2018年全球貿易的16-26%，總值約2.9-4.6萬億美元；供應鏈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將重創企業獲利，估計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全球超過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22〕。其中，東南亞、南亞與拉美等新興市場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與供應鏈調整的主要地區。新一輪國際資本對華直接投資下降或部分撤離，則主要流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區。本來向生產成本較低地區資本轉型與投資是一種正常的國際經濟現象。近年來，包括中國大陸企業、中國台灣企業、日本企業、韓國企業等在內已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轉移投資。祇是，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以及新冠疫情暴發，加速了資本向這一地區轉移進程。日本與中國台灣地區在政策鼓勵企業回流的同時，一個重要立場就是鼓勵與協助企業轉向東南亞與印度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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