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3日電／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重在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制度型開放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改革與開放的內在統一。擴大開放的重點向國內規則、標準等層面延伸，使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其二，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規則、標準等對接，將使服務業市場開放、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等關鍵性、基礎性深層次體制機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推動建立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
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連接點，又是開放與改革的連接點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教授文章表示，第一，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釋放巨大內需潛力的重點，也是釋放服務貿易優勢以贏得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首先，中國服務消費的快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新興消費市場的擴大，是中國釋放內需、贏得主動的關鍵。2019年中國居民人均服務消費增長12.6%，高於居民整體消費增速4.0個百分點，占比提高到45.9%。估計到2025年，中國居民服務消費占比將達到52%-55%，由此將釋放數以萬億元的消費潛力。此外，服務貿易開始成為全球自由貿易以及全球經貿規則重構的重點、焦點。2010-2019年，全球服務貿易年均名義增長是貨物貿易增速的2倍。未來幾年，釋放14億人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關鍵在於服務消費釋放和服務貿易發展，在於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化改革進程。
第二，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一方面，中國正由製造業領域為主的開放向服務領域為重點的開放轉變。一方面，服務業領域成為深化市場化改革的突出短板。以《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19年版)》為例，服務業領域禁止性措施106項，占比73.1%；服務業領域限制性措施90項，占比71.4%。對比國際，尤其是發達國家，中國服務業限制指數仍然較高。為此，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推動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成為統籌推進高水平開放與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
第三，以制度型開放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是應對變局的主動之舉，也是開拓新局的主動之舉。一方面，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是立足14億人內需大市場，牢牢把握“中國消費”的巨大潛力，形成應對變局的堅實基礎與戰略優勢。一方面，服務業市場化改革既涉及市場准入制度，更涉及公平競爭制度、市場監管制度及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制度性、結構性安排，其複雜程度與敏感程度遠超製造業。推動服務業領域的制度型開放，加快服務貿易發展，是面對經濟全球化嚴峻挑戰、開拓自由貿易發展新局面的重要條件和競爭優勢。
以制度型開放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形成公開市場、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文章提出，一是打破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的各類有形和無形壁壘，全面實現服務領域的平等競爭。隨著中國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的不斷完善，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的門檻正在逐步降低。但從實踐中看，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在服務領域開展平等競爭，仍面臨著某些體制性障礙。例如，由於體制內外人才等政策的差異，民營教育、醫療等服務業企業的活力遠未釋放。打破不合理政策體制對社會資本的束縛，盡快實現體制內外服務業企業政策平等，以充分發揮社會資本在服務業市場的重要作用。
二是以產業政策轉型促進服務業市場化改革。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產業政策與經濟轉型升級趨勢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並由此帶來某些不公平競爭及抑制創新等負面效果。以通信為例，有關研究表明，中國通信的基礎性成本，比某些發達國家高出1至2倍。其原因除了資源禀賦外，也與產業政策直接相關的行政性壟斷所導致的競爭不足、效率不高直接相關。深化服務業市場化改革，需要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並由此實現產業政策轉型。例如，盡快修訂《反壟斷法》，將競爭政策以及相應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反行政壟斷制度納入到《反壟斷法》；大幅減少產業補貼與扶持項目，以競爭政策為基礎加快推進產業政策轉型，並用競爭政策有效協調產業政策及相關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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