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王隆文說，從國際衛生法領域來看，之前國際衛生大會上，總書記提到中國現在正在開發疫苗，一旦開發成功投入市場，中國願意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讓欠發達國家去購買疫苗。這在理念上，和現有的國際衛生法是不一樣的。目前國際衛生合作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知識產權的高標準和藥品的可及性之間的矛盾。因為知識產權是私人權利，主要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大量的民眾是買不起一些特效藥品的。後疫情時代，中日韓可以形成三邊協定，促進東亞區域國際衛生法的發展。比如在信息通報上，一旦發生可能對外輸出的疫情，三個國家及時相互通報。第二，要解決藥品的可及性問題，是否可以在緊急狀態下，對藥品實施強制的知識產權許可，以較低的價格流入疫情嚴重市場，這種行為可以從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這個框架上去做合法性解釋。還有在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當中，援助的藥品、相關的醫療器材，在海關通關的過程中可以簡化流程。上述措施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三邊合作框架。這可以認為是東亞覺醒的一部分，或者說為亞洲的區域衛生法發展提供了契機。它適應了我們的時代所需，慮時代所急。
《朝日新聞》論說委員古谷浩一表示，習主席對日本的訪問將會深刻影響東北亞格局；雖然受疫情影響，此訪何時成行尚不能確定，但他認為有四項因素超越了時空限制，對雙邊關係持續產生影響：第一是國內政治問題。縱然有觀點質疑，為什麼不在疫情初期中止中國公民入境，但這些問題仍然與習主席訪問有密切聯繫。古谷先生認為，雙方目前努力的重點，還是促成習主席盡早訪問日本。同樣重要的還有國際環境，而美國因素無疑最為關鍵。日、韓雖然同為美國盟友，但二者並未炒作“中國責任論”，在香港問題上也比歐美國家更為克制。與之相關的還有經濟問題，中日經貿關係一直十分緊密，對雙方關係也長期發揮正向作用。
因此，古谷先生提出，國民感情因素在東亞關係中最為複雜。出於三個原因，日本國民對中國長期有一種“害怕”的印象：中國軍費的增長牽涉到安保問題，所謂間諜問題關係到日本國民生命安全，中美關係則奠定結構基礎。三個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對中國的印象難以改觀。古谷先生引用前任首相大平正芳的比喻——“除夕”和“元日”的區別，指出了日本與中國既相似、又相異的特點，呼籲雙方增進了解，處理好兩國關係，造福兩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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