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結語
由上世紀中葉至今的高中國文教育看來，台灣學生的身分認同深受政局的影響。1990年代以前的國文教育是真空的、斷代的中國認同教育，其後則傾向兩岸分斷式的台灣化教育。兩岸教育界有人推動合編中文教本，客觀上或能起到恢復台灣師生中國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效果，但這在島內已成為“禁忌”。同時，合編本在大陸地區的施行也不夠普及，主要是集中在福建等地。
雖然台灣中小學的國語文課綱走向“去文言化”、“去脈絡化”與“台灣化”，但仍然使用的是中文。且“台灣化”的中文材料當中，往往反映台灣地區歷史、社會、人情和風俗的特殊性，這對於兩岸間的相互認識和溝通來說，仍有可取之處。況且，自明鄭、清代、日據、以至光復以來，還有無數思鄉愛國的台灣篇章被湮沒或忽視，值得翻找出來供兩岸師生共同學習。而通過學習那些被“斷代”與“真空”的中文篇章，又能恢復台灣師生對中國地理、人文和歷史的記憶，理解大陸同胞的感受與思維方式，有助於消弭誤解。
然而這種前景，則繫於更進步的政治局面。
註釋：
〔1〕參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台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1頁。
〔2〕見http://ch.ntn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course4
〔3〕見附錄(一)：《國文教育與身分認同問卷》。實施該卷問答時間為2016年5月18、19兩日，計有4項基本認知和13項應用認知的問題，採不記名勾選式作答。
〔4〕問卷和統計表列中的“本國”，是台灣現行的課綱用語。而依據前述台灣2015年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的“實施要點”，有關“教材編選”的範圍所示，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關於師範生與進修生的“核心能力指標”所示，“本國”應指華夏文明區的中國。
〔5〕見附錄(一)：《台灣國文教育與高中生身分認同問卷》，“應用認知”部分第9題。
〔6〕見附錄(一)：《台灣國文教育與高中生身分認同問卷》，“應用認知”部分第11題。
〔7〕李建興《台灣語文教育現況與趨勢》，《台灣教育》雙月刊第692期，2015年4月，第29頁。
〔8〕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45頁。
〔9〕劉源俊《從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訂定說國語文教育》，《中國語文》第707期，台北：中國語文，2016年5月，第9頁。
〔10〕李筱峰《請問王曉波》，原載《蘋果日報》，2015年8月4日，轉引自王曉波《選舉皇帝大，饒了孩子罷》，《海峽評論》第297期，2015年9月號，第60頁。
〔11〕王曉波《選舉皇帝大，饒了孩子罷》，《海峽評論》第297期，2015年9月號，第59頁。
〔12〕《扁政府95課綱 去中國化大推手》，《旺報》，2016年7月8日，A4版。
〔13〕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鄭海麟對於香港年輕世代的認同問題，也有類似的觀察，見鄭海麟《從“主權”國際法看香港的“一國兩制”》，台北《海峽評論》第318期，2017年6月，第62頁。
〔14〕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草案）》，第8頁。
〔15〕《社會新課綱 中國史放東亞脈絡討論》，《自由時報》，2017年6月19日，A1版。
〔16〕這種分期方式參見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18-35頁。
〔17〕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44-53頁。
〔18〕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18-19頁。
〔19〕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1頁。
〔20〕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0頁。
〔21〕例如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林玉體教授的看法，他認為國立編譯館編寫的教科書中，中國文化被宣揚為博大精深，台灣文化所佔比例則“百不得其一”。──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76頁，(註86)。
〔22〕《文化基本教材》原自1957年至1971年為審定本，1972年至1998年改為統編本，1999年以後又開放為民間審定本。──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4頁及(註8)。
〔23〕在當今台灣的政治光譜上，這類文化與政治“兩國論”者，被稱為“華獨”或“獨台”。他們或許不贊成“台灣民族”的說法，不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不敵視“中國文化”，但也難以說出自己是“中國人”。
〔24〕例如“文言/白話比例之爭”，既有表面的語文教育議題，也有深層的地緣政治含意，其爭議延續至當今。
〔25〕例如1974年1月30日起，《聯合報》連續三天刊載某資深教師的文章，其中提到課本選文的原則：“筆者以為選材原則中思想純正、內容切時兩項尤為重要，思想必須是三民主義的思想，內容更需切合當今反共抗俄的大時代，所以一切異端、邪說及舶來品均應屏棄，而易之以正統、王道、三民主義的思想、道德，莊敬自強，團結奮鬥的時代精神。”又如《聯合報》1974年11月17日刊登某民意代表質詢該版本國文第六冊刪去《禮運·大同》，加進《韓非子·定法》，是批孔揚秦，“與共匪隔海呼應”。──見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59頁。
〔26〕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0頁。
〔27〕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2頁。
〔28〕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4頁。
〔29〕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32頁。
〔30〕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譯者：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台北：人間，2005年，第43頁。
〔31〕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譯者：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台北：人間，2005年，第155-157頁。
〔32〕這些批評是1988年台灣某中學老師發文指陳國文課本的缺失，引自蘇雅莉《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與國文課本選文變遷之研究(1952-200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93學年度碩士論文，2005年，第66-67頁。
〔33〕台灣工業成長所需的勞動力主要來自農村，而不是製造業工人的自然增加。這些農村勞動力的教育程度高，卻能以低工資支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的發展，見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頁169-171。這除了戒嚴體制的法令管制之外，顯然還有一套相應的倫理觀念作為社會集體的精神支配。根據劉進慶等人對上世紀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勞動市場是帶有封建性的商品交易的特點，“私人關係”在勞工就職時扮演一定角色。從勞資關係方面來看，父家長制權威統治的影響，甚至沒有因為戒嚴令的解除而動搖，見劉進慶，凃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頁193-195。關於台灣的初中升學率，由1952年的34%，逐年升至1986年的97%；升大學則從1970年的20%，提高為1986年的58%──谷浦孝雄編著《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譯者：雷慧英，台北：人間，2003年，頁12。
〔34〕台灣高中國文的文言/白話比例爭議，其實與中國身分認同程度的高低無涉，類如“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文言文派”，長期未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身分。另一方面，以21世紀初出版的台灣龍騰版與大陸人教版語文課本來看，大陸文言/白話的選文比是51%：49%，台灣文言/白話的選文比是67%：33%，但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身分認同還遠低於大陸民眾。──兩岸課本文言/白話的選文比見謝筱蕙《兩岸高中國語文教科書編制與政治意識形態選課研究──以龍騰版與人教版為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第163頁。
〔35〕見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附錄”第71-73頁。
〔36〕王明珂依據研究結果寫成《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發表於1997年6月的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第383-384頁。
〔37〕1998年台北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獨立的歷史科被併入社會學習領域而消亡；並且在籠統的社會科裏置入“同心圓史觀”，一消一長中/台歷史的內容。2003年台北公佈《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其“同心圓理論”將明清史和民國史放在世界史範圍；2004年11月，高中歷史課綱分割台灣史與中國史，將台灣史獨立成第一冊，見李理《“去中國化”的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編纂》，張方遠編《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台北：海峽，2013年，第28-31頁。至於2017年6月曝光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則將中國史放在東亞脈絡，形同刪去中華民族與台灣人的關係，見《歷史課綱去中國 後患無窮》，《中國時報》社論，2017年6月28日，A15版。
〔38〕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97-98頁。
〔39〕2015年的這套草案版本還不及實施，就在經過政黨輪替後的2017年9月23日被否決，文言文比率再次被調降，推薦選文篇數由20篇降為15篇。
〔40〕《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第21頁。
〔41〕《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第20頁。但是，該課綱草案也指出高中國文每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範圍包括《詩經》、《左傳》、《禮記》、《戰國策》、《史記》、《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楚辭》、《文心雕龍》等。至於文言文課數比例須符合三年平均45%~55%的原則，也就是高中國文課本文/白各半。此外，還提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仍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本儒家經典的內容，見頁20~21。另提到該課綱研修委員的學者專家部分有24位，其中中國文學專長者15位，台灣文學專長者7位，性別研究者1位，文化研究者7位，歷史學者1位，教育學者7位，心理學者4位，見《1041109公聽會版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研修說明》，第2~3頁。
〔42〕《調降文言文比率 鍾肇政等135位作家連署支持》，《自由電子報》，2017年9月6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85789。
〔43〕胡薇倫《台灣高中國文選文典範之遞嬗現象探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第133-134頁。
〔44〕見龔鵬程《台灣文學在台灣》，台北縣板橋：駱駝，1997年3月，第167-168頁。
〔45〕有人還主張將“親愛的媽媽，請你毋通煩惱我，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歹勢啦，愛人啊，袂當陪你去看電影，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編入台灣高中的國文教科書裡，見《台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不是文言文》，《自由時報》，2017年9月11日，D6版。
〔46〕王睿《台灣需要再恢復國語文運動》，《海峽評論》第322期，2017年10月號，第49-50頁。
〔47〕《文史科成重災區 教團批衹為去中》，《旺報》，2019年3月21日，A15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