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文化史意義
1.陳肇興杜詩接受繼承了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
杜甫遭遇安史之亂，陳肇興則經歷了戴潮春之亂，雖時空各異，但處境相同。陳肇興《憶故居》詩云：“張良去國家初破，杜甫遊秦盜正驕”，以韓國被滅張良逃匿和杜甫遭遇安史之亂自擬，同遇家國之慨，所謂“家國之慨，前後同歸”〔15〕。蘇軾云：“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16〕又云：“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17〕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東坡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18〕經蘇軾發明，忠君愛國遂成為杜甫思想的定評，並廣為世人接受。和杜甫的忠義思想一致，遠在台灣的陳肇興也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思想傾向。其忠君愛國思想，一是表現為王朝國家認同感。作為清朝儒學教育的產物，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云：“效班彪之論命，欲悟隗囂。”〔19〕《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詩云：“艱難出簡書，慷慨論王命。”〔20〕《葭月二十六日喜晤石莊兼話大甲官軍捷信》詩云：“曾將王命論班彪，舌爛唇焦語未休。”〔21〕《卜居》詩云：“抑將說隗囂，辯論窮反復。”〔22〕《感事述懷五排百韻寄家雪洲兼鹿港香鄰諸友》：“苦將王命論，勸與聖人氓。”〔23〕西漢末年，王莽敗亂，群雄爭起，其中隗囂擁隴自重，欲割據一方，班彪憂時傷世遂作《王命論》，勸說隗囂等人相信天命，天命在漢室。陳肇興以戴潮春比喻為隗囂之流，更以此勸說各莊頭人聯合起來擁護官府、支援官軍，說明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鮮明的國家認同感。二是提出忠義就是自保一方平安。《北投埔義士林錫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莊、簡榮卿孝廉、洪玉崑明經及各巨姓頭人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詩云：“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風習習花明媚。……人生浩氣秉乾坤，報國何須權與位。但教友助循古風，自保一方即忠義。”〔24〕“壬戌”，即同治元年。這年二月，陳肇興到北投發動各莊頭人聯合起來防亂，勸說各莊頭人自保一方平安，認為報國無須權重，“自保一方即忠義”〔25〕。又《祭旗日示諸同志》詩云：“方將騁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則保一方，山川為生色。”〔26〕要麼像東晉祖逖那樣馳騁中原，要麼自保一方平安，山川生色依舊。在戴氏之亂中，陳肇興通過詩歌創作書寫了其忠君愛國之志，正如其次韻北征詩所說“此身雖在野，此心唯向闕”。〔27〕表明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在千年之後、千里之遠的台灣得以傳承。
2.陳肇興杜詩接受代表了清代台灣地區杜詩傳播的最高成就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一方面，陳肇興繼承了杜甫“以詩紀史”的傳統，正如連橫《台灣通史》卷三十三謂：“戴潮春之變，城陷，肇興走武西堡牛牾（當作‘牯’）嶺，謀糾義旅，援官軍，幾頻於險。集集為內山要隘，民番雜處，俗強悍，不讀書。肇興竄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沒，語多悽愴，題曰《咄咄吟》。”〔28〕另一方面，陳肇興在仿杜詩、集杜詩和次杜詩的創作上，也表現出高度的自覺，尤其是次杜甫《北征》，堪稱千年後第一人，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最高成就。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29〕乾隆《御選唐宋詩醇》評杜甫《北征》“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30〕以上兩段引文，都說明後世幾無次韻杜甫《北征》之作，但“渺渺千秋”之後，遠在台灣的陳肇興卻次韻其後，正如台灣知府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三云：“浣花溪畔少陵祠，絕代詩才賦亂離。誰料千年才更出，有人繼和北征詩。”〔31〕可謂杜甫《北征》之後，一人而已。
3.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肇興對杜詩的接受具有明顯的自覺意識。如：
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家鄉在何處，遠望淚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
拾橡杜陵叟，負薪朱買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貧。〔33〕（《山居漫興》）
吾寧學杜甫，悲歌以當哭。〔34〕（《卜居》）
狨啼鬼嘯人蹤斷，杜老悲歌空自歎。〔35〕（《相逢行贈曾汝泉》）
可見，“悲歌”是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所說“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36〕
陳肇興杜詩接受還表現在其“以詩紀史”的創作實踐中。除前面所論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詩稿》七八卷即為其記錄戴潮春事件整個過程的詩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詩《花朝喜聞官軍羅山大捷嘉圍以解》：“橫海誰登大將壇，指揮萬騎入羅山。民能死守真知義，賊縱生逃半不還。報國有心欣得間，請纓無路且偷閒。百花滿眼添生意，似為官軍一破顏。”〔37〕清軍收復嘉義，陳肇興心情無比高興。“百花滿眼”二句，狀其欣喜之情，與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絕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詩稿序》云：“讀至七八卷，覺當日戴萬生之亂狀歷歷如現，可藉以知台灣往昔之史跡。其關係於文獻，固不少矣。”〔38〕楊珠浦《陳肇興先生略傳》亦云：“迨同治元年戴萬生變，先生慨然投筆從軍。彰城陷，隻身冒險，逃入集集。日則奮練強悍民番，援官軍誅叛逆；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亡將士，語多忠誠壯烈。”〔39〕
綜上分析，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始於清代大陸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現為台灣詩人的主動接受，其標誌即為李逢時的讀杜詩、陳肇興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詩，其中尤以陳肇興的杜詩接受最為突出。陳肇興組詩前後《從軍行》作於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期間，而集杜二十首、次韻北征作於戴潮春事件爆發期間，背景不同，但忠義之情一以貫之，充分表徵了其崇尚杜甫忠君愛國之情，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二云：“數載書生戎馬間，杜陵史筆紀瀛寰。采風若選東征集，咄咄吟中見一斑。”〔40〕見其“詩史”意義。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重要標誌，反映了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基本面貌。同時，陳肇興杜詩接受還是清代杜詩學盛行的主要表徵之一，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其杜詩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閩台海疆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602-1895）》階段性成果，批准號：21&ZD272
注釋：
〔1〕蔣寅：《李杜優劣論背後的學理問題》，《文學遺產》2022年第1期，第31頁。
〔2〕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十，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二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頁。
〔3〕朱景英：《海東劄記》卷四， 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四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頁。
〔4〕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3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67頁。
〔5〕同〔4〕，第69頁。
〔6〕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4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279頁。
〔7〕同〔6〕，第280頁。
〔8〕李逢時《泰階詩稿》，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七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頁。
〔9〕〔10〕全台詩編輯小組編：《全台詩》，第9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版，第264頁。
〔11〕〔19〕同〔9〕，第283頁。
〔12〕〔27〕同〔9〕，第282頁。
〔13〕同〔9〕，第332頁。
〔14〕同〔9〕，第352頁。
〔15〕同〔9〕，第278頁。
〔16〕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五十二《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冊，第1517頁。
〔17〕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王定國詩集敘》，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冊，第318頁。
〔18〕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1頁。
〔20〕〔32〕同〔9〕，第269頁。
〔21〕同〔9〕，第290頁。
〔22〕〔34〕同〔9〕，第280頁。
〔23〕同〔9〕，第303頁。
〔24〕〔25〕同〔9〕，第268頁。
〔26〕同〔9〕，第295頁。
〔28〕連橫：《台灣通史》卷下，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88頁。
〔29〕何文煥：《歷代詩話》（上），中華書局1981年版， 第411頁。
〔30〕莫礪鋒主編：《御選唐宋詩醇·杜甫》卷二，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53頁。
〔31〕陳肇興：《陶村詩稿》附錄， 陳慶元主編：《台灣古籍叢編》，第七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頁。
〔33〕同〔9〕，第272頁。
〔35〕〔36〕同〔9〕，第288頁。
〔37〕同〔9〕，第294頁。
〔38〕同〔31〕，第359頁。
〔39〕同〔31〕，第364頁。
〔40〕同〔31〕，第36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0月號，總第322期，P116-1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