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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第100任及第101任首相岸田文雄 |
中評社╱題：岸田政府對台政策取向與賴清德當局對日政策分析 作者：邱宇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閻德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岸田政府自成立以來，通過在國際場合拉攏他國、強化“議會外交”、加強經濟安全合作和渲染“中國威脅”等手段，逐步深化與台灣的關係。在國際事務中，日本不斷提及台灣問題，并嘗試將台海局勢與日本國家安全掛鈎，推動日美聯合“遏華挺台”成為新常態。同時，賴清德當局延續民進黨的親日路綫，積極推動對日“外交”，試圖通過與對日合作獲得更多國際支持。儘管日台關係不斷升溫，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日本國內對“台灣有事”的不同立場、日台缺乏正式外交關係和軍事合作的法律基礎等。此外，日台關係的發展深受日本國內政治派系和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岸田政府2021年10月成立之初，其對華政策并不比以“制衡為主、協調為輔”的“安倍—麻生—菅義偉”政府的對華政策走得更遠，岸田尚可以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權衡得失利弊，推行“親美、和中、友台”政策。但隨著日本內外形勢變化，岸田政府實際上開始推行 “靠美、冷中、親台”政策，在重大國際議題上完全倚仗日美同盟，對華政策雖然維持著“七二體制”的底綫，但樂見日台關係在各個層面著力提升。而民進黨當局隨著賴清德的上台，也繼續堅持宣揚“台獨”分裂立場，裹挾台灣進一步向“親美”“親日”發展，試圖藉此“維持現狀”，彰顯台灣為“獨立國家”。
一、岸田政府對台政策的主要特徵
岸田政府自成立以來，雖然仍然在不過度刺激中國的情況下，以經濟領域為主深化跟台灣的非政府間實務合作，但日本也緊隨美國加緊調整相關政策，開始仿效美國，強勢介入台海問題，日台實質關係不斷強化。
1.在國際場合拉攏他國為介入台灣問題造勢
在雙邊以及多邊的國際場合中，日本多次提及台灣問題，試圖將台海局勢與日本的國家安全掛鈎，并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岸田文雄上任後不久，2022年1月，美日外長、防長舉行“2+2”綫上會議并發表聯合聲明，其中就提及“對中國在東中國海進一步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活動表示關切”，并“強調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①隨後在2022年5月、2023年1月、2023年5月以及2024年4月的四次美日首腦會晤後的聯合聲明中,均再次提及類似的表述。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台海安全局勢上愈發傾向同美國“統一步調”, 試圖使日美聯合“遏華挺台”成為一種新常態。
日本在多邊會談的國際場合也積極試圖拉攏其他勢力干預台灣問題。岸田文雄在2022年首次參加北約峰會時，大肆宣揚“中國威脅”，呼籲北約加大對“印太”事務的關注度與參與度。北約也積極響應，不僅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在會後聲稱中國“擴軍強武”的行為正威脅台灣，還在《北約2022戰略概念》中批評中國為歐洲與大西洋的安全帶來“系統性挑戰”。在2023年的峰會上，雙方還簽署“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ITPP），進一步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合作。日本參加的七國集團峰會也已經連續4年在聯合公報中提及台海問題，甚至在2024年的公報中首次提及“支持台灣以觀察員、或來賓的身份，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試圖加強陣營對抗，聯合干預台海局勢的意圖十分明顯。
2.對台積極進行“議會外交”，強化政治聯繫
基於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日本政府與中國建交，并與台灣斷交，日台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當面臨敏感度高的政治議題時，日台雙方無法進行直接“政治”接觸。作為對策，日本國會成立了由親台派議員組成的超黨派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前身為“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作為白手套承擔日台政治交流任務。此外，日本各地方議會也相繼成立了“日台友好促進議員聯盟”，在全國層面也組建了“全國日台友好議員協議會”，并且自2015年以來每年定期召開“台日友好交流高峰會”。不僅整合了各地議員之間的人脈關係，還進一步推動日台“地方議員”的交流。通過政黨或是議員個人等方式開展非官方外交活動也成了發展日台政治關係的重要途徑，并且日台雙方正試圖將這種議會外交方式機制化、功能化。
迄今為止，日華議員懇談會與台灣“立法委員”組成的“台日交流聯誼會”已經進行多次合作。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共召開了四次日台“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涉及外事、防衛安全、貿易、《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以及半導體供應鏈合作等多方面議題，事實上就是將近年在美日、日澳等國之間盛行的“2+2”互動模式移植到日台之間，以政黨交流名義變相開展官方往來，日台勾連公開化。賴清德上任後，不僅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芳正公開表示祝賀，稱“將努力深化日台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期待在賴清德總統的領導下，日台的友誼能進一步加深”。日華懇談會也派出以會長古屋圭司為首的31名議員參加賴清德的就職典禮，成為史上最大規模的訪台議員代表團。在典禮當天，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還公開表示“希望進一步深化對台關係”。
賴清德勝選後，日本政界開始深化對台灣的超黨派外交。不僅與執政黨民進黨，還與台灣在野黨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自民黨青年局局長鈴木貴子率領的議員代表團就於今年5月2日訪問台灣，會見了台灣第二大在野黨民衆黨主席柯文哲，希望與在台灣年輕人的支持下迅速崛起的民衆黨構建聯繫，為強化日台夥伴關係做進一步努力。隨後，日本自民黨副總裁、前首相麻生太郎以及部分日華懇談會議員也先後於今年5月15日及17日在東京會見了國民黨籍台北市市長蔣萬安。在會談中提到，希望進一步深化日台關係，并就日台地方間交流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自民黨方面明顯是想要多方下注，在台灣各黨派中積纍人脈，培養“親日”“知日”勢力,便於未來進一步深入介入台灣問題。
3.加強與台灣之間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經濟安全領域合作
隨著中美競爭加劇，日本也開始將日台經濟合作與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相掛鈎，試圖強化與台灣之間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產業經濟合作，鞏固自身半導體供應鏈安全，并藉機在半導體產業中“排華去中”，在經濟上遏制中國。
2022年5月日本公布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法案，強調在半導體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物資方面，將強化供應鏈，建立保護核心基礎設施的體制。并且將半導體及稀土等重要礦物指定為“特定重要物資”，增加對相關產業的財政扶持。擁有台積電的台灣就成為日本的拉攏對象。2021年8月日台首次“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就談及希望台當局能促成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的對日合作。此後的幾次會談也重點討論了台積電赴日投資設廠等問題。在日本的持續招攬下，2024年2月24日，台積電在熊本投資的第一家工廠宣布投入運營，同時也宣布了第二家工廠投資計劃，目標在2027年投產使用，包括第一家工廠在內的投資金額將超過2.96萬億日元，根據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日本政府預計將補貼其中近一半的資金。
另一方面，日本拉攏台灣也存在配合美國推動“美日+台”經濟安全戰略合作，并藉此遏制中國的考慮。2022年3月，美國提出由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組成所謂“芯片四方聯盟”（Chip 4），試圖搭建針對中國的“半導體壁壘”。隨後又在2022年8月9日，拜登正式簽署《芯片和科學法案》，法案中設置“中國護欄”條款，迫使半導體巨頭在中美產業政策中選邊站隊，阻礙中國芯片發展的企圖昭然若揭。日本在這一問題上也十分主動。在2023年APEC峰會期間，日美經濟政策協商委員會（EPCC）第二次部長級會議就談及，日美同意為半導體和關鍵資源等戰略項目建立強大的供應鏈，雙方將更加密切地相互磋商，并加強雙邊努力以維護經濟安全的同時迅速發現潛在的風險。日本推動“芯片四方聯盟”的積極性不輸於美國，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甘利明在2022年日本國內的半導體技術研討會上提到：“半導體供應鏈要在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同盟國、同志國和地域間形成。”②按照他的設想，穩定與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應當以美國為主導，囊括歐洲日韓等“自由國家”，實現去中心化生產。因此，深化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合作完全符合日本配合美國，強化對華芯片與技術封鎖，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戰略目標。
4.渲染“中國威脅”，強化自身軍力并擴大與台準軍事合作
岸田文雄政府非常清楚日本“與中國構築穩定的關係，對兩國乃至本地區和國際社會都極為重要”。然而，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博弈”加劇，特別是俄烏衝突的爆發，在岸田政府看來，中國拒絕公開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還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一個強烈的安全問題”。日本官方文件中也多以“中國威脅”為藉口，加速日本安全戰略轉型，謀求遏制中國。日本2024年的《外交藍皮書》和《防衛白皮書》都將中國定性為“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并將中國在東海、南海以及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定義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在新修改的“安保三文件”中也重點提到要發展“反擊能力”，衹要日本判斷即將遭受攻擊，就可在敵方發動進攻前先行發動攻擊，未來不排除介入與對外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此舉明顯會影響周邊地區安全局勢。
在與台灣的安全合作方面，岸田政府也在不斷嘗試突破原有底綫。日台交流協會自2003年起就開始有少將軍銜的退役自衛官進行非官方的防務交流活動。就在去年，日台交流協會中的“武官”一職經由日本防衛省直接派遣一位現役自衛官擔任，以便加強情報收集和與台灣軍方的直接交流。③在自民黨與民進黨長期化執政的背景下，日台“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也開始朝著機制化、常態化發展，雙方有關防務的交流也日趨頻繁，未來可能在安全事務上達成合作。
為防止“台灣有事”，日本還加強了與美國之間的合作。據日本共同社披露，在2021年時，日本自衛隊已與美軍制訂了設想台灣發生緊急事態時的美日聯合作戰計劃草案。草案的主要內容為：台灣發生緊急事態時的初期應對階段，駐冲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將分散到西南諸島設立臨時軍事基地，并在那裡部署反艦導彈部隊，以消滅中國海軍的軍艦。日本政府將認定事態為“重大影響事態”，并讓自衛隊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④隨後美日雙方在2024年2月開展了名為“Keen Edge”的演習，并視演習結果對草案進行了修改，聯合作戰計劃的正式版本將在2024年年底敲定。在計劃確定後還將在2025年左右進行一次實際出動部隊的演習，以驗證作戰計劃的有效性。
二、賴清德當局對日政策的主要特徵
1.賴清德延續民進黨傳統親日路綫
總體來看，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台日關係不斷發展，從原本的民間交流發展至半官方的交往。從陳水扁時期到賴清德上任，台日以所謂的“共同價值觀”為政治理念基礎，不斷升級台日關係，使得台日關係互動朝著機制化、規則化的方向發展，實質關係不斷強化。
陳水扁在任時，為了實現台日關係的“突破”而做出各種政治性挑戰，不僅把日台關係稱為“安靜的同盟關係”，還曾提出要推動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并與日美韓等國建立一個所謂的民主聯盟，以對抗和平衡中國大陸的“威脅”。
蔡英文沿襲陳水扁時期的親日“外交”，將對日“外交”與對美“外交”并列，積極推動台日關係有突破性提升。日本也重視與民進黨當局的合作，在《外交藍皮書》中將台灣的定位從2012年之前的“重要地域”到2013年升級為“重要夥伴”，2020年強化為“極為重要的夥伴”，不斷升高台灣的戰略地位及強化台灣問題的重要性。蔡英文積極推行“國會外交”“政黨外交”“城市外交”“NGO外交”“青年外交”“推特外交”等所謂“外交”新思維、新路徑，強化與日本各界的關係。為了不影響台日關係，蔡英文在海洋問題，特別是在冲之鳥礁立場上大幅倒退，在釣魚島問題上也主張維持現狀，“親日、媚日”姿態一覽無餘。
賴清德上任後提出要延續蔡英文路綫，其就職時日本派出的國會議員人數創下史上最多的記錄，賴也在第一時間進行接待，可見他對於台日關係的重視。在賴幾次公開發言中也多提到未來與日本合作方向，如“未來期待從民間交流、經貿合作、淨零轉型及區域安全四個領域，全面提升台日交流”⑤，以及“台日唇亡齒寒，是命運共同體，未來雙方應建立軍事對話機制讓雙方能進一步合作”。⑥賴當局親日姿態有增無減，對日合作方向與日本對台政策也十分契合，甚至有日本國會議員稱日台關係迎來“二戰後的最佳時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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