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主流民意發展趨向與兩岸融合路徑選擇 作者：王藝樺（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民意是研究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部分。民進黨上台以來，一直試圖定義台灣的“主流民意”，并通過拋設多元議題混淆民衆對當前形勢發展作出的“意見反映”與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之間的區別認知。在政黨極力塑造主流民意的過程中，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青年世代傾向於藉助網絡社區形成主流價值聯合體，“台灣人”成為最安全最保守的身份認同，“選人不選黨”的個體投票心理定式成為主流。針對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在深化兩岸融合的路徑選擇方面可著重考慮給予個體參與體面感、創設融合新“鏈接”、利益表達清晰化及認同推進階段化四個面向的具體措施。
在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兩岸關係時,台灣主流民意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目前學界對台灣主流民意的動向研判和觀察，主要是基於台灣大量的民調數據。然而，民調所展現的民意現象，可能是媒體與政黨意志的短期形塑。隨著兩岸關係持續緊張，越來越多的民衆對島內政黨和媒體宣揚的“主流民意”真實性產生質疑，認為其受到明顯的政治操控。在此情況下，何為台灣真正的主流民意，如何研究及判斷台灣主流民意不僅在於學術層面的辯證，還在於現實性地助推兩岸關係正常化。本文試圖進一步厘清“台灣主流民意”的概念意涵，研判分析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點及未來趨向，并以此為基礎對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作出進一步思考。
一、台灣主流民意的概念界定與意涵更進
台灣民意是指在當前台灣社會裡大多數人對於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以及兩岸關係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以及各種現象的意見與態度。主流民意則被認定為台灣民衆主體意向的綜合表現①，一般應有超過六成的民衆具有較為穩定地理解、接受和支持的某種觀點和主張。民調無疑是觀察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的重要棱鏡，在多元民調數據的支撑下，島內主流民意表現出高流動性，如“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救經濟”“撤飛彈”“民主自由”“反獨”“反統”“台灣主體意識”“維持現狀”，等等都曾被稱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對此，涉台研究學者葉世明指出推動民意形成的有關議題之間存在關聯性，台灣特有的政治環境和議題，如統“獨”立場、民族認同等具有高度穩定的特性。②不過，陳孔立教授指出，“台灣主流民意”有具體問題與總體發展之分，當前涉及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的主流民意有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維持現狀以及“台灣認同”等，其中“台灣認同”的形成有其國際因素、內部因素以及大陸因素，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等同於政治態度，“認同台灣”與“認同中國”并不一定互相對立。③從民意到認同的研究表明，在判斷“主流民意”時，更重要的是及時辨別相關民調所顯示的是民衆對當前形勢發展作出的“意見反映”，還是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
在台灣社會中，主流民意既是政客迫切迎合、投其所好的，也是各股政治勢力想極力利用甚至塑造的“選舉利器”。台灣政黨貫以遵從“主流民意”激發選民的“隨衆心理”以獲取更多的支持。政黨先是拋出結合時事的多元議題，引發民衆對該議題的討論關注，再提出相應的政策主張（展現政黨的應對能力），最後通過專業民調機構制定出符合政黨“期待”的民調報告，把民意塑造成促其發展的有力武器。政黨通常在利用民意支持獲得合法性權益後，開始專注於擴展自身行政權力，淡化民意代表功能，甚至藉助媒體普及化的趨勢，掌控媒體以欺騙性的政治文宣蒙蔽和壓制民衆中的反對聲量，為政黨的利己行為樹立正當性。如，專權、貪腐、老舊是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形象的認知，外加國民黨變革的不徹底使其在島內的發展日漸低迷，其對手黨派民進黨通過操控媒體（打壓反對媒體、培養“政府”網軍）、修改課綱等方式對台灣民衆進行著“溫水煮青蛙”式的洗腦，灌輸“台獨”理念，壯大自身支持群體，逐步在島內形成“一黨獨大”的發展態勢。對此，學者研究發現，民進黨通過近30年的社會意識形態工作，已經徹底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民心民意（民進黨相較於國民黨已獲得了較多民衆的認可與支持；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性質定位與發展取向方面的立場與主張，已獲得了多數民衆的認同與支持），徹底翻轉了台灣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結構，進入到“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因而已具有長期執政台灣的可能性。④
現今，壯大後的民進黨也難以避免地產生了和國民黨一樣的問題，專權、貪腐等問題時常被報導出來。這顯示出台灣的政黨競爭越來越走向以黨派利益優先的功利型競選。政黨的競選承諾往往在獲取合法性地位後被拋諸腦後，一度引發民衆的不滿。而這種不滿也成為反對黨再次操縱議題換取民意支持的源頭所在，但這種為攫取權力利用民意的行為也將促使政黨發展的同質化。若是政黨失去民意代表功能，政黨發展整體基調以惡性為主，民衆也不得不經常性地面對在“兩個臭蘋果，選一個程度輕些的”窘境。長此以往，民衆就會被迫去尋找其他更能代表其利益的社群、黨派或是媒介來聚集發聲，形成更多元的“主流民意”與主流黨派相對抗。正如大陸學者陳星指出的“主流民意”已經成為一個政治陷阱，由於民意中的價值關懷日益縮減，台灣政治中的對立與對抗會進一步加劇。⑤
二、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未來走向
遵循總體意識傾向改變的“態度定論”，以民調和政黨政策中具有長期延續性的議題變化作為觀察點，如“兩岸和平”“維持現狀”“台灣優先”等等，可以對現階段台灣主流民意的發展特性及未來的民意趨向作出一個大概的判斷。
（一）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
在多元的“議題性主流民意”中，不難發現台灣社會愈發鮮明的個人意識。多元議題引導下台灣社會湧現出了多元的主流民意，隨後，學界和民衆對這些多元“議題性主流民意”的討論與分析進一步加深了民意的複雜性。在各方均試圖搜集更多的“證據”來論證何為台灣真正的主流民意時，也不可避免地同步迷失在這些人為塑造的“有理有據”的主流民意中。事實上，在“兩岸和平”“維持現狀”“台灣優先”這些能够激發台灣社會選票快速聚合的主流民意背後都映射著這樣一種思維：個體迫切地需要維持著一種最能接受、最體面的生存狀態。誰能給予個體相關需求的滿足，即可獲得長久的支持。不過，台灣政黨的功利型發展，卻又時刻破壞著民衆的個體需求，引發群體性的意識混亂。以此投射在兩岸關係層面上，台灣民衆會傾向於建構主體自尊感，以個人的“小”來對抗體制及國際層面上不公的“大”。所以在兩岸關係上衹要台灣政黨繼續放大中國國家體制、生活環境以及國際作為中的“大不公”，就能讓島內混亂的主流民意瞬間統一戰綫，以其最熟悉的選票支持來達到對個體尊嚴的維護。
在混亂的主流民意與單向的個體意識激烈碰撞的過程中，極易產生更具搖擺性的中間選民。從政黨色彩定義中間選民即是指在“藍”與“綠”，或“左派”與“右派”，或“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意識形態中，沒有偏向任何一方，其政治坐標完全居於中間，既不能歸於政治上“傾藍”，也不能歸於“傾綠”。這部分選民不具備明顯的政黨色彩，也不看好政黨為民服務的功能，并且政黨作為越令人失望，其“社會排除性”就越強。社會排除的本質是動態且多面向的，除了經濟上的問題，還包括心理、價值與社會參與等的問題，同時探索的是一個人或團體在生命周期中逐漸淪入貧窮的動態過程。社會排除的現象及其內涵常被認為與傳統的“貧窮”有所差異，故有時以“新貧”（new poverty）稱之。從選舉視角定義的社會排除即為，在多元且變遷的因素之下導致政黨被當前個人的交易活動、服務及權利所排除。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對政治毫不關注，因為生存在選舉社會氛圍下，他們依舊會在恰當的時機選擇一定的政治參與。衹是基於鮮明的“社會排除性”，導致這部分群體在面對多元議題時會更為關注與自身主體尊嚴相關的議題，如個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經濟參與、教育與技能、健康、生活環境、社會地位等。其中，個人的經濟資源容易引發最多潛在的風險因素（risk factors）⑥，也成為評價現任領導者業績的重要標準。去除意識形態、利益分配、不參與投票等因素，占比約有25%的中間選民態度傾向於誰的政策能讓個人生活最有感，則更容易得到支持。現今，這部分更具搖擺性的中間選民所表現出的態度傾向正淡化著具備鮮明政黨色彩的群體力量，成為新一代群體的主流意識。屆時以龐大的中間群體態度為主導性的民生議題政治將成為影響島內政黨政治發展的核心要素。
（二）青年世代傾向於藉助網絡社區形成主流價值聯合體
台灣社會中間群體力量的壯大，不僅意味著經濟矛盾持續未解，也隱含著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寄托與政治權力的轉換脫鈎：新一代青年以上個世代的繁榮為參考，產生了相對被剝奪感，於是出現以世代衝突來描述與定位問題。世代衝突主要源自於不同的政治世代會因為受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對政黨競爭的態度和投票偏好而有明顯的差異⑦。具有相同經驗的民衆，其政治傾向會較為相近，且政治傾向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
出現相對被剝奪感的青年力量正加速壯大并藉助新媒體深刻地影響著政黨應對風險的決策制定。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促使台灣青年世代的態度理念較之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個人能動性凸顯。受現代性影響之前的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團結性理念，人與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為了維護這種生存需要，人們會約束自己的言行、思想。這種集體型價值理念在現代社會中正日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型價值理念的凸顯。⑧與國民黨當局“戒嚴”時期成長起來的代際人群對大陸有較強的認同不同，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強調“台灣”自身的認同，其本土意識增強，形成了名為“天然獨”的新型“台獨”思維。⑨這種思維也深刻地影響著島內政黨的發展與政策制定。
通過移動互聯網，青年世代的個人權利和價值得以提升，并且被激活的個人資源成為社交網絡中的直接生產力。美國社會學學者韋爾曼指出，由個人網絡形成的聯結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社會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變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⑩台灣政黨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形成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確保政黨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對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乏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平台助力。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青年群體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也由此得到明顯提升。以“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此前，台灣青年世代不太願意參與政治選舉；而“太陽花學運”後，青年世代更加願意參與政治選舉，也更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政治傾向與看法。⑪2016年“大選”民進黨可以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大量青年選民票數的增加，平時政治冷漠的“首投族”為其選票多有“加持”。
當前境況下，這一世代的青年政治參與度提升也暗含了一系列的風險。一是促使政黨開啓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控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網絡中的個人與政黨的粘合度會有所增強，更容易受到政黨議題的影響。二是刺激產生愈來愈多的非理性個體。由於部分青年群體附帶著更強烈的“自我色彩”，在面對動蕩的外部環境時，更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引領者”來整合當下混亂的局勢。而這個引領者的意識形態真正為何顯得并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能否契合這些參與者的個人情感目標和利益表達。這就為政黨通過設置議題快速引發利益之爭，以小事件引發大騷亂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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