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開性指標
隨著數據跨境流動在大灣區全面鋪開，政府、企業和個人既充當數據提供者，又扮演數據接收者和處理者。⑬公開性指標有利於遏制數據跨境流動中“信息繭房”的產生。其一，數據透明性。針對數據處理主體，不同類型數據開放與否取決於數據處理主體對數據內容和性質的判斷，故此重點在於確定數據公開類型及透明程度。數據公開涉及相關決策、執行、管理、服務和結果等信息的開放，數據透明性指標應貫穿數據傳輸全過程，在處理同等數據流動量場景下，數據公開類型越多、越完整，表示數據透明性越高。其二，數據可訪問性，即數據可及性。大灣區現時雖然擁有數據總量先天優勢，但在數據可及性方面略顯不足。進言之，由於信息基礎設施（數字新基建）等硬條件的差序發展，不少數據主體攫取利益的壟斷動向初露端倪。而以數據訪問性作為衡量標準可判斷數據主體是否得到有效規範，如數據可及性越差，數據亟待有序規範的程度越高。另一方面，數據可攜權作為訪問性的對立面，亦對獲取數據的便利性產生一定影響。因其經濟效益高，在法治評估指標體系的可及性中應當加以體現，這是因為，數據主體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直接攜帶數據，故而可回歸數據可攜權作為請求權的本質，也即數據可攜權本質上僅僅是輔助行為而非單一支配。其三，數據信任度，即數據來源的權威性和真實性。主要包括數據來源是否經過正常流通渠道，來源部門是否權威。數據來源的可追溯性與流通系統的公信力是數據信任度的重要因素，數據來源與去向是用戶驗證和追蹤信息的一大關鍵，而數據系統是否經過權威認證亦是數據信任度的重點。此外，評價數據真實性亦需要考量數據產生時間的遠近，越早的數據，鮮活度越高。
（三）流動性指標
培育大灣區數據要素一體化市場的目的在於實現三地市場主體數據的高效有序流動。⑭而流動性指標作為法治評估的動態性因素，本質上強調的是數據的標準化、便捷性及合規度。其一，數據標準化。成熟的數據分級分類體系是數據標準化的基礎。分級分類作為數據跨境流動的預設程序，為數據責任劃分、監督追責定位和算法服務升級提供安全依據。進言之，數據分級分類既對數據開放、共享和交易等具有內生促進作用，亦是規範數據跨境自由流動的外在因素。因此可將三地數據分級分類體系的成熟度與銜接水平作為流動性指標標準，也即數據分級分類體系越成熟、銜接水平越高，數據流動越順暢。其二，數據便捷性。數據便利性亦能影響數據跨境流動。由於數據兼具海量性和時效性，形式上對能以規模性促進跨境流動客觀條件的需求極為迫切，綜合大灣區三地在數據跨境流動規定上的差異懸殊，探索三地便利化的數據出境審查機制和查閱備案機制對數據跨境流動的便利性具有質的提升作用。因此數據在安全流動的同時，也需要發揮易得性和服務性功能，若查閱和複製的數據不能實現跨境便捷流動，則表明數據流動性較差。其三，數據合規程度。數據合規主要以立法程序作為可視化載體，因此可視為直接觀測數據流動的指標因素。當前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仍處於發展階段，探索構建適應粵港澳三地數據跨境流動特徵、保障數據安全出入境的合規制度意義重大。雖然大灣區數據合規案件存量尚淺，但數據要素發展正當其時。進一步而言，在數據跨境流動日益複雜的情況下，數據跨境容易出現洩露等不當利用甚至非法使用等問題，而數據合規管理強調要保障政府、企業和個人數據的跨境流動全過程，以權責的清晰化降低壓力機制風險，確保數據跨境安全有序。
（四）安全性指標
《數據安全法》強調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數據發展出發點，安全作為數據跨境流動中最重要的因素，包含安全管理、應急響應和安全審計等維度。⑮其一，數據安全管理。安全管理是數據能否持續增進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數據控制者與傳輸者之間數據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數據風險監督制度的建立、物理環境的嚴格管理和電子平台系統的安全規範是確保數據跨境流動安全的焦點。在大灣區出境管理條件差異化的背景下，安全管理制度越科學，數據跨境流動越安全。其二，數據應急響應。應急響應主要涵涉數據控制者對數據安全事件的應急預案、應急演練等應急響應制度和應急處置成效。現時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不穩定性較高，風險性場域多，各級各類數據威脅和事件考驗灣區數據應急響應能力。一旦數據應急響應缺失，容易引發受災範圍擴大、數據基礎設施破壞、重要數據洩露和恢復成本高企等危害。因此應急響應的可行性與成熟度亦是決定數據跨境流動安全性的一大指標。可從事前及時預警、事中有效控制、事後迅速恢復三大主線全面鋪開，建立安全有效的數據應急體系。其三，數據安全審計。數據跨境流動僅憑內部管理，監管作用有限，而作為具象化的審計制度可在跨境業務承接中對數據生產記錄、傳輸記錄（文本）等進行多維審計和結構分析。數據安全審計制度的完善不僅能提高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性，更能主動從海量的數據中發現安全隱患，備足數據流動安全工作的提前量。數據審計越規範、審計平台越完善，則審計報告更準確。
（五）公正性指標
與公平性涉及的權利、機會和條件等要素不同，公正性是剔除數據主觀評判，旨在優化數據流動基礎環境的指標。包括數據跨境流動包容度、適恰度和合法性。其一，數據流動的包容度。指數據建立在相同的框架和協議上時，在數據交換領域內實現空間正義。⑯由於數據跨境流動面臨法治“差序格局”，不同數據接收方對數據客體的要求不一，但從客觀角度而言，數據在法治框架內應當得到公正對待，不得額外設限。因此，數據在某一特定空間內，包容度越大，則數據流動公正性越高。其二，數據流動的適恰度。由於“一國兩制三法系”的特殊場域，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在規則兼容與制度銜接方面存在法治規範互洽難、流動規範與國際數據流動規定有沖突和監管權限不明等問題。一方面，內地數據跨境流動的部分限制易於增加營造大灣區國際貿易自由環境的負擔。換言之，如若數據跨境流動的適恰度高，則數據主體的執行負擔小、政策成本低，數據跨境流動的沖突也將大幅減少。另一方面，數據流動的適恰度亦要求“同等保護條件”，即對三地數據跨境評估的結果有效互認和定向追責。數據流動的適恰度能直觀反映出數據是否遭受歧視或特殊對待。其三，數據流動的合法性。數據跨境流動涉及數據生產、使用和管理等多個方面。作為數據要素安全流動的重要保障，合法性是對大灣區市場競爭的有序安排。大灣區正逐步優化數據流動規範的頂層設計，其中“告知——同意”的基礎已成為個人數據跨境流動的普遍共識，“可拒——可撤”的保護模式也應當成為基本原則。當前對自然人畫像並加入個性化推薦的現象層出不窮，因此，可對數據發送方與接受方所處的法律環境進行嚴格管控，以負面清單為公正約束劃線，對數據出境的恰當性給予估量。
（六）效率性指標
在粵港澳大灣區高度市場化場域下，隨著數據跨境流動與市場的互融互嵌越發深入，效率性指標逐漸成為評估要素之一，其主要強調流動時間、技術效率和市場整合度。其一，數據流動時間。數據流動時間包括從收集、加工、傳送、應用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⑰鑒於大灣區龐大的數據流動量，數據跨境流動應滿足效率與安全的雙重要求。申言之，在某一特定的渠道，數據流動若能實現安全快速，則流動效率高。其二，數據技術效率。技術效率考察的是不同市場不同數據控制者的運行效率。大灣區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以大數據交互平台為代表的“數字灣區”建設正如火如荼。為金融數據、人才數據、健康數據等要素創造暢通條件，對促進灣區“要素通”“產業通”“生活通”等多方面合作，數據技術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受社會、經濟、人口學特徵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不同數據控制者的技術水平與技術投入不一致。在要素投入等量的條件下，實際觀察到的產出與理想產出的距離越大，則技術效率越低。其三，數據市場集中度。數據形成到流動至其他數據主體或數據控制者的過程往往要經過收集、加工、傳送、應用等幾個或所有環節，而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阻礙數據的正常流動。因此，鑒於大灣區市場結構與市場效率之間密切關聯，應對市場數據資源實行有效監控，暢通數據跨境流動，保持市場競爭活力，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倍增效應。
［表1：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法治評估指標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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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 評估指標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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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 條件公平、機會公平、手段公平
公開性 透明性、訪問性、信任度
流動性 標準化、便捷性、合規程度
安全性 安全管理、應急響應、安全審計
公正性 包容度、適恰度、合法性
效率性 流動時間、技術效率、市場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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