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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中國歷代人均耕地面積（西元2年-188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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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新中國鄉村農戶戶均耕地面積和第一產業勞均耕地面積（1952-20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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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鄉村農業勞動者的年齡分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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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時間自然推進情況下農業勞動者數量及年齡分佈變化模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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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基於CLDS資料的農業勞動者數量及勞均農地面積變化模擬（2015-2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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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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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中國鄉村勞動者的文化程度分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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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城鎮按行業分的就業人員每週工作時間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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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城鎮失業人員結束上一份工作原因構成 |
中評社╱題：中國共同富裕目標下小農戶發展問題 作者：陳奕山（廣州），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中國式現代化廣東實踐研究院研究人員；李慶（哈爾濱），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本文通訊作者
【摘要】歷史上和當下大多數中國鄉村農戶個體的資源非常有限，小農戶中的勞動者衹能通過進城務工或者在村從事小規模、低附加值農業的方式獲得較低水平的勞動報酬。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基本底盤仍在於鄉村廣大小農戶，由此，推動實現實質性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合理整合和擴充鄉村小農戶的資源，突破一家一戶有限資源所造成的發展制約，幫助他們增加勞動報酬。邁向這一目標任重而道遠。
一、引言
在新時代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應該通過什麼樣的合理路徑，更注重開展哪些方面工作？這是亟需嚴肅回答的現實問題。在過往一段時期的市場化環境下，城鄉、區域、不同收入階層群體的發展差異趨於擴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顯。面對這樣的局面，一些研究者認為應該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促進人口從鄉村往大城市、從中西部往東部沿海地區集中，普遍提高人口的產出率，並擴大面向轉移人口的均等化公共服務。考慮近代以來全世界不斷推進的城鎮化趨勢，這樣的思路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樣的思路是高度理想化和簡化了的，迴避了一系列問題，例如，中國的大城市真的能夠迅速容納下巨量的鄉村人口嗎？大城市能夠給各類群體（包括有勞動能力的中老年群體）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嗎？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均等化公共服務能夠快速實現嗎？現實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市場化環境下大量鄉村人口在城市的就業狀態並不穩定，大量鄉村轉移人口在獲得住房、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服務存在諸多困難，許多人還要藉助產生於鄉村的社會關係來維持生存。鄉村勞動者在城市就業（如果能夠實現就業）的產出和收入的確更高，但其家庭的生活成本顯然也比鄉村高得多。也就是說，這一高度理想化和簡化的思路雖給人以美好期待，但一旦聯繫到現實約束，就可發現它並沒有給人提供解決現實具體問題的任何實際指引。這樣的思路實際上也無法應對收入分化的趨勢，原因在於市場機制的擴散效應是否存在，以及擴散效應能否有效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都存疑。單一的市場機制看起來更多地“獎勵”已佔有資源優勢地位的人，“懲罰”資源弱勢群體，基本趨向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還要考慮到，在日益嚴峻複雜的國際社會關係背景下，鄉村對於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和國家穩定的重要意義增強，此時突出這樣的思路甚至是魯莽的。
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古國，而且是一個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居於前列的大國，自古有大量人口和小農戶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在這樣的歷史現實條件下，人口從鄉村往大城市或某些地區大規模集中必然難以速成，而是要經過極為複雜的過程，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務供給要匹配適應這一過程，也必然衹能依靠持久的經驗積纍。在此過程中，很多人還要依靠在鄉村從事小規模生產取得收入，無法迅速徹底地從鄉村“拔根”出來。這就意味著，政策不能單一地謀劃在城市的地域範圍內推動實現共同富裕，而要注重推動惠及廣大小農戶的共同富裕。
二、中國鄉村農戶持有資源總況
梳理中國鄉村農戶個體擁有的有形和無形資源，討論建立在資源基礎上的農戶生產就業狀況，才能夠有針對性地思考改善的方式和路徑。
（一）土地、機器等有形資源
對於農戶而言，最重要的土地資源是農地。根據梁方仲整理的資料，漢朝以來大多數歷史時期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超過30畝。而且，人均耕地面積較高的時期多是大規模戰亂引致人口大量減少的時期以及隨後的緩慢恢復期。所謂“承平”時期人口數量增長，小農生產經營的特色不斷強化。到清代晚期，由於人口數量快速上升，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不足3畝（2.41畝），即一個5口之家，家庭總耕地面積約衹有12畝。
新中國延續了歷史上人均耕地面積低下的特點，而且，由於人口數量的進一步增長，人均耕地面積甚至進一步下降。雖然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業化進程顯著和快速推進，大量人口轉移出農業，但農戶戶均耕地面積和農業勞動力勞均耕地面積相比歷史上的水平並沒有提升。根據公開統計資料，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大多數年份中鄉村農戶戶均耕地面積和第一產業勞均耕地面積都小於10畝。雖然2007年以來戶均耕地面積和第一產業勞均耕地面積都有所上升，但2016年戶均耕地面積也衹達到11.46畝，仍然小於清代晚期5口之家的平均耕地面積（12畝），而當年農業勞均耕地面積仍然不到10畝。
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前還是之後，鄉村農戶的農地資源擁有量都非常少，且這一特徵在近一段時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改變。我們用2016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資料來進行說明。圖3根據CLDS資料描繪了2015年的務農人口金字塔。圖中顯示，務農人口的年齡分佈呈紡錘形，農業勞動者集中在1940-1975年期間出生，即40-75周歲年齡段人口，年齡小於40周歲或大於75周歲的農業勞動者很少。看起來中國鄉村勞動者世代為農的穩固傳承模式已經不可逆轉地發生了改變，非農就業成為年輕勞動者的首選。
圖1：中國歷代人均耕地面積（西元2年-1887年）
資料來源：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3頁。
圖2：新中國鄉村農戶戶均耕地面積和第一產業勞均耕地面積（1952-2016年）
資料來源：耕地面積資料，2008年及以前年份資料來自《新中國六十年農業統計資料》，2013年資料來自《國土資源統計年鑒》，2009-2012年資料來自《2013中國國土資源公報》,2014 年資料來自《2015 中國國土資源公報》，2015-2016 年資料來自《國土資源統計年鑒》；鄉村人口和戶數，2009 年及以後年份資料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5》，家庭戶人口規模資料來自歷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2009年及以後年份資料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1975年及以前年份資料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
圖3：鄉村農業勞動者的年齡分佈
注：資料來源於CLDS2016年調查資料。樣本為2015年不小於16周歲且2015年到調查時點以農業作為主業或兼職從事農業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共計6130人，其中男性3090人，女性3040人。
但是，即使年輕農業勞動者數量已經不多，中國鄉村仍有大量中老年農業勞動者，這使得勞均耕地面積仍將很低。未來一段時期農業勞動者數量和勞均耕地面積將如何變化？以下建立一個農業勞動者年齡結構模型並對2015-2035年期間農業勞動者數量及勞均農地（包括耕地）面積的變化進行模擬預測（圖4為模型示意，圖5為模擬結果）。
圖4：時間自然推進情況下農業勞動者數量及年齡分佈變化模擬
圖5：基於CLDS資料的農業勞動者數量及勞均農地面積變化模擬（2015-2035年）
注：各年勞均農地面積=2015年調查戶農地面積總和÷各年的農業勞動者數量。2015年調查戶農地面積總和為52509 畝，其中面積缺失值用樣本均值替代後再進行加總，農地類型包括耕地、林地、果園、草場、魚塘等。
模型說明如下：圖3顯示當前大部分農業勞動者集中於40-75周歲年齡段，據此假定，在“四十而不惑”的年齡，勞動者務農與否的狀態不再出現變動，即勞動者如果在40周歲選擇了務農，則除非因年齡增長導致身體機能老化、不便從事農業耕作，否則不會完全退出耕作。同時，考慮到小於40周歲以及大於75周歲的農業勞動者數量占比很低（見圖3），簡單假定耕地衹由40-75周歲年齡段的農業勞動者耕作。根據上述假設，農業勞動者數量的變化取決於每年有多少人因身體機能老化或超過75周歲而退出耕作，也取決於有多少“新增”的40周歲鄉村勞動者加入農業耕作行列。對於前者，簡單假定農業勞動者在超過60周歲以後，每增加1歲則退出耕作的可能性提高11.7%（依據在於，根據圖3並計算可知在1940-1955年期間出生即60-75周歲年齡段的農業勞動者，每增加1歲則人數相應下降11.7%）；對於後者，簡單假定每年新增的農業勞動者數量等於2015年25-39周歲年齡段農業勞動者數量的均值，即57人（根據圖3，此年齡段內每一年齡上的農業勞動者數量在57人左右）。這一模型隱含假定了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不會出現因非農就業機會快速增長而引發新的勞動轉移潮的情況，老年勞動者也不會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快速退出農業耕作行列，可將這一模型視作時間自然推進情況下農業勞動者數量變化的基準觀察模型。
根據圖5的類比結果，農業勞動者數量的下降速度是139人/年（約是模擬初始年份即2015年40-75周歲農業勞動者數量——5104人——的2.7%），勞均農地面積以0.62畝/年的速度上升（約是初始勞均農地面積10.29畝——接近於2016年全國戶均或勞均耕地面積——的6%）。到2035年，40-75周歲農業勞動者數量下降至2322人，約為初始值的45.49%；勞均農地面積上升到22.61畝，達到初始值的2.2倍。由於上述模擬不考慮年齡小於40周歲或大於75周歲的農業勞動者，並且納入了耕地以外的農地類型，因而實際上低估了農業勞動者數量並高估了勞均耕地面積。但模擬結果依然清晰表明，到2035年中國農業勞均耕地面積仍會很低。因此，至少在未來十多年，中國鄉村農業勞動者數量仍然充裕，農戶平均擁有的耕地資源仍然極為有限，“有地無人種”在中國根本不可能成為普遍現象。
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鄉村人均機器資本同樣極為有限。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2016年中國各類型農機數量規模龐大，但平均而言農戶每戶衹擁有0.12台拖拉機、0.06台耕整機或旋耕機、0.06台排灌動力機械，每戶平均擁有的播種機、聯合收穫機、機動脫粒機都不超過0.04台。總體來看，一台農機要服務數十戶以上的中國農戶。絕大多數中國農戶並沒有多少機器等經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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