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更深一步可以發現，中國在中亞也存在戰略劣勢，其中較為突出的表現是，中國在中亞的民意基礎還不是很穩固，雙方的文化認同差異較大。原因很複雜。一方面，中國長期把重心放在政治高層和大企業管理高層上，未能潛入中亞基層深耕細作，也沒有與中亞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西方國家則不然。西方深知自己缺乏地理位置的便利，因而在中亞採取了迂迴的戰略。美國戰略規劃沒有將中亞列為重點區域。美國沒有在中亞投入很多硬實力。但美國充分利用其體制之便，以及對國際體系的主導權，加之對文化軟實力的巧妙運用，所以在中亞的影響力穩步上升。美歐日不求一時之利，但求天下之最。它們將落腳點放在中亞市場經濟和民間社會上。它們通過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等行為角色對中亞進行持久的滲透、分化和改造，以求最終實現中亞的整體轉型。
在文化認同問題上，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由於中亞都是穆斯林國家，其中四國又是突厥國家，中亞人民的血液裡流淌著伊斯蘭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基因。他們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與中國截然不同。更何況，中亞國家的年輕人較父輩們似乎更加願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的部分知名高校直接使用美式教育體系以及使用英文授課。它們高校學分與北美高校相互承認。⑭中亞精英的信息來源除俄羅斯外大多為西方媒體和社交平台，如臉書、推特甚至ChatGPT。而中國衹有借助於前蘇聯文化基因，才能和部分中亞精英和人民獲得共同語言⑮。可是再過20年，當原蘇聯文化的殘餘已經消失殆盡後，可以預料中國與中亞在文化認同上的差距將會更大。故此對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說，民心相通須為中亞戰略之首要。
2、民心相通為戰略目標實現的基礎
“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在表達次序上將“民心相通”置於“五通”之末無可厚非。這並不是輕視民心相通，而是根據事物發展的先後順序把民心相通放在最終要實現的目標上⑯。然而在具體運作中，對民心相通簡單地被理解為對外宣傳，故而把民心相通的工作歸結於講中國的故事，講中國的好事，講中國的好故事等，這就有點望文生義之嫌。其實民心相通包含著一種深刻的理念，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蘊，借助於中國和中亞在地緣文化方面的親近性，運用文化軟實力的手段，與中亞共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範式。這一新型現代生活方式既包含了建立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工業文明的內涵，也融入了中華文化之精髓，也包容其他文明形態的文化基因，並得到中亞民眾的共同認同。
中國文化傳統常常強調贏得人心之必要，將爭取人民的支持作為戰略規劃的首要目標。正如孫子所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在實踐層面上，古代有為之君也非常重視文化軟實力，在實踐中將文化軟實力與其他手段相輔相成，交替使用。雖然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是歷史合力的結果。它受到經濟、商業以及武力衝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從漢朝到唐朝，中國的君王、官員和使臣在與周邊地區往來中，總是要展示文明形象，以禮相待鄰居。他們常常通過一種看似溫和但實際上非常強有力的外交方式贏得鄰國的尊重，從而給中國周邊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為了傳播中國文化而遠嫁外邦，為周邊睦鄰友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現代，儘管中國已經具有大國的外形，但國家實力很弱。可是，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卻能在國際列強面前保持堅定，為國家利益據理力爭，並取得顯著成果。顧維鈞的底氣來自於他的知書達理，來自於國際社會對他信譽的認可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