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擴大了“一國兩制”方針適用範圍。“兩個建設好”首次明確了：“一國兩制”既是統一祖國的方針，也是建設祖國的方針。進而明確了：內地即國家主體制度必須姓“社”，港澳制度必須姓“資”；內地和港澳的建設主體都是“我們”：既有中央政府，也有港澳居民和內地居民、港澳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政府。
三是，豐富了“制度自信”的內涵。“兩個建設好”告訴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就是對“一國”和其前提下的“兩制”都要有信心：即國家主體姓“社”的制度，必須堅定不移不動搖；港澳特別是香港姓“資”的制度，必須依法保持成百年。
2、灣區定位和建設條件：強化香港戰略價值
建設對標世界三大灣區（洛杉磯、紐約和東京）的第四大灣區，中國長三角比珠三角有更多有利條件，但黨中央卻選擇了珠三角。戰略考慮就是：珠三角毗鄰與國家主體姓“社”根本不同而姓“資”的港澳，特別是香港。
（1）灣區定位一：推動“一國兩制”事業新實踐。這是黨中央、國務院推動灣區建設《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對灣區的重要定位。同一灣區的粵港澳三地，衹在港澳兩地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粵即廣東省任何地方，包括納入灣區版圖的穗深珠莞等9市都不實行這個方針。“十四五”和《橫琴方案》對同一灣區內分行“兩制”的粵澳合作，賦予澳門兩個“全國首創”：
一是，“十四五”提出：“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就是說，境內廣東轄下的橫琴，由同在境內的廣東，與在境外的澳門“共建”，這是全國首創。橫琴也升格為省轄區。
二是，《橫琴方案》確定：澳門是“粵澳深度合作區”的主導方，這也是全國首創。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管理機構和執行機構，均由粵澳“聯合組成”，但前者的“常務副主任”和後者的“主要負責人”，均由澳門委派。
（2）灣區定位二：“帶路”建設的重要支撑。這是《綱要》對灣區建設又一重要定位。十八大以來7個“重大國家戰略”中，唯有“帶路”建設和灣區建設有香港參與。作為中國最國際化又制度姓“資”的超大城市，香港是這兩大國家戰略的交集。香港對國家的戰略價值，略露端倪。
（3）灣區建設條件：香港是“善用”其利的主場。灣區“建設條件”（簡稱“1233”）：“一國”、“兩制”（包括三種法系）、“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
一是，“1233”舉世無雙。除了“一國”原則，粵港澳三地必須共同堅守外，其他三個建設條件，都是“國際上沒有先例”（習近平語）：世界三大灣區皆與所在國實行“一制”、屬於一個關稅區、通行一種貨幣；而粵港澳大灣區：粵實行國家主體姓“社”的制度，港澳實行姓“資”制度（其中法系：粵是社會主義法系，香港是普通法系，澳門是歐陸法系）；粵屬“中國關稅區”，港澳都是WTO的單稅區；粵通行人民幣，港澳分別通行港元和澳門元。
二是，“1233”史無前例。除了“一國”外的其他三個建設條件：粵與港澳分行兩制度、三稅區、三貨幣；而內地改開以來的“經濟特區”或“先行示範區”（如深圳）、“新區”（如浦東）、“自貿區”（如海南）和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的“雙城經濟圈”（如成渝、深汕和深圳前海）等，都實行國家主體姓“社”的制度、都屬中國關稅區、都通行人民幣。
三是，“1233”中的“233”，香港都是“善用”其利的主場。香港有不同於粵屬國家主體制度的姓“資”制度；有不同於粵屬中國關稅區的“單稅區”；有不同於人民幣的港幣及其美元聯匯制。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呼之欲出！
3、“兩前提”下姓“資”制度：鎖定香港戰略價值
（1）香港戰略價值不看其對國家“出力”大小和“占比”高低。早在國家決定改革開放和如期收回香港時，鄧小平就預計到：“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那時候，香港在整個國家經濟中占的比重更小了”。因為“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香港”，中國現代化“不能靠‘統一’來搞”，不能“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
（2）依法保持“兩前提”下香港姓“資”制度不變。鄧小平指出：香港對國家“出力更小”，或其經濟的國家占比“更小”，“就更沒有變的必要”；“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里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他這里所說的“變”，都是指不同於國家主體姓“社”制度的香港姓“資”的制度。聯繫他著名的“兩前提論”，即“一國”是“兩制”前提；國家主體姓“社”也是港澳姓“資”前提，這就揭示了“兩前提”下香港姓“資”的制度，就是內地即國家主體沒有也不可替代的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
（3）香港戰略價值標準是國際化和營商環境。“世界城市”的等級劃綫，不以GDP而以國際化和營商環境為評定標準；香港也從未將GDP列為其經濟發展的目標。香港以其國際化是中國之最和營商環境世界一流，長居“世界一綫城市”首榜的第三名，素有“紐倫港”美譽。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就宜用國際化和營商環境來衡量。這個衡量標準，也符合香港國際地位必須符合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基本國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結語
回首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歷程，感悟鄧小平這段名言深刻精闢：“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國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馬克思沒有講過這個問題，我們大膽地提了。”展望香港未來，引用習近平一段名言，作為本文收尾：“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從未有過。前人用超凡的勇氣探索和突破，後人以堅定的信念實踐和發展。前進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
注釋：
①鄧小平指示（1978年11月27日）：“現在有一個香港問題提出來了”，“我們要鬆一點口，可以說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我們也是靈活處理”，“即使收回，原來的制度也不會變。這是個現實問題，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使繼續投資的人放心。”
②國家賦港定位共11個，香港新特首參選政綱將其中3個（“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歸入“國際金融中心”稱為“八大中心”；其他七大中心是：國際航空樞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③香港以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加拿大、西澳大利亞、倫敦、新加坡、巴黎、盧森堡、法蘭克福、首爾等。
④適用普通法10國：英國（不含蘇格蘭）、愛爾蘭、美國（不含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不含魁北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
⑤香港個人薪俸稅和物業稅均15%；利得稅是兩級：首200萬港元8.25%或7.5%，其餘16.5%或15%；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利得稅分別為25%和17%；香港不徵銷售稅、消費稅、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和離岸活動利得稅等。
⑥7個“重大國家戰略”：“一帶一路”建設（2013年9、10月）、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1月）、長江經濟帶（2016年4月）、推進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2018年4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2019年2月）、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2019年11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2020年9月）。
⑦新華社《新聞信息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最新修訂）》（2019年3月）第46條：不得使用內地與港澳“融合”、“一體化”或深港、珠澳“同城化”等詞語。
⑧區位優勢、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的專業化優勢、文脈相承的人文優勢（2016年5月18日香港首屆“一帶一路峰會”國家領導人演講）。
⑨鄧小平指示（1987年4月16日）：“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交給香港人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
⑩鄧小平指示（1983年6月26日）：“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不是一個中國。”
⑪如2016年多名“港獨”分子報名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不由“人大釋法”（解釋香港基本法“議員資格”條款）而由香港選舉主任發“確認書”，未能阻止“港獨”分子取得候選人資格，至少8人當選且都是“票王”。
⑫參見拙作《“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2008年1月8日《學習時報》），提出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行使中央管治香港權力，一支行使“港人治港”權力。
⑬鄧小平指示（1984年7月27日）：“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時間提前，不遲於一九九O年。”
⑭基本法第19條規定，香港法院對香港所有案件都有審判權，但在審理涉國家行為案件時，因香港對國家行為沒有司法管轄權，特首可根據中央政府的證明，就涉案事實出具對法院有約束力的證明文件。
⑮中國刑法2018年12月第3次修訂，對中國境內外經最高檢察院“核准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當事人，內地法院可“缺席審判”，內地公安機關可全國通輯，并通過“紅通”全球通輯。
⑯“九五”（1991.3）起就提及港澳，但到“十一五”（2011.3），因未設港澳專章，都衹是重複“十二條”首提的香港三大傳統優勢：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7月號，總第29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