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家兩項涉港澳部署的戰略交集
十九大有兩項涉港澳戰略部署：一是將港澳正參與的“帶路”建設，寫入中共黨章（總綱第23條：“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是將港澳正實踐的“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簡稱“新中特”）基本方略。黨中央指出，這兩項戰略部署的結合點，就是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帶路”建設。
（1）“帶路”建設提升香港全局性功能地位。香港回歸祖國25年中，國家發生了兩個影響香港功能地位的重要變化：一是，2001年12月即香港回歸4年半時，中國加入WTO，我國從之前向世界開放，變成了與世界雙向開放；世界從之前衹對港澳開放，變成了也對中國內地全面開放。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目前GDP排名世界第二；香港經濟多項指標的國家占比和在全國或世界排名，相對滑落。如往來中國貨櫃，之前衹能在香港裝卸再進出中國內地；中國加入WTO後就可在中國內地任何港口裝卸了。香港貨櫃呑吐量，2016年起就被洋山、寧波、鹽田等內地港口和新加坡、越南港口陸續超越；世界排名也從第1-2名逐年下降，目前跌到了第10名，還將繼續下跌。就是說，“十二條”和體現“十二條”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國際航運中心”這一香港傳統優勢，面臨挑戰。結合城市綜合實力，國際航運中心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前三是新加坡、倫敦、上海）。
二是，2014年即香港回歸16年時，國家資本和技術輸出首次超過輸入，中國輸出產能和技術的“帶路”建設順勢起步。中國經濟也從之前的“引進來”打造國內市場，向“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轉型。香港就以“世界各國各地區和內地各城市難以比擬和替代的獨特優勢”⑧，助力國家推動“帶路”建設，其本身在國家發展大局的功能地位悄然提升。
（2）“兩權結合”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變、實踐不偏。列入“新中特”的這個方針，其表述衹是“兩權結合”，顯示其是方針的核心：中央擁有對港澳全面管治權，與港澳享有高度自治權要有機結合。這同鄧小平創制“一國兩制”時就提出著名的“兩不是論”，一脈相承：“港人治港”不是中央不管⑨，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⑩。
“兩權結合”是對香港回歸以來實踐“一國兩制”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堅持“兩權結合”，“一國兩制”方針就“不會變”、“不動搖”；偏離了“兩權結合”，“一國兩制”實踐就會“走樣”、會“變形”。如遇有中央不出手香港解決不了的問題時，“當斷不斷”或不出手⑪；又如主張“香港衹有特區政府一支管治隊伍”，狠批“兩支管治隊伍論”⑫等。
（3）國家需要香港和香港再創新輝煌。這些都是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首次提出。一是，國家始終需要香港。從解放全中國但不解放香港，到收回香港但不改變原制，再到香港在新時代“地位特殊”、“優勢獨特”、“作用不可替代”（習近平語），國家發展各時期，都需要與世界“同軌”而制度姓“資”的香港，充當國家與世界“接軌”的主橋樑，和突破美西方對中國封鎖圍堵或遏制的戰略緩衝。
二是，國家不斷成就香港。即使香港發生了對抗國家主體的激烈群體事件，在回歸前不是“收回”或“解放香港”，在回歸後不是“改變香港原制”。如回歸前的“廣交會”（經香港邀請未與新中國建交國家工商界參加）、“三趟快車”（供港90%蔬菜副食）和“東江引水”（供港80%淡水），即使香港發生了總理座機被炸和“九龍暴動”（殺殘慘烈）。又如回歸前的香港基本法如期頒布⑬，即使香港發生了聲援北京“政治風波”的群體事件。再如回歸後，“十三五”提出“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功能地位”，即使香港發生了“占中”事件；“十四五”賦予香港經濟諸多新的定位，即使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
三是，找準“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結合點，香港定會再創新輝煌。“結合點”就是“十四五”和之前國家賦予香港的全部定位。“新輝煌”對標香港歷史上兩次輝煌：第一次是上世紀70年代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10年，香港是國家招商引資的主渠道。
三、香港對國家戰略價值
香港經濟總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歸祖國翌年，就被廣東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後被內地4個一綫城市京滬穗深超越。其國家佔比，從1996年16.8％，降到目前不到2％。香港對國家還有沒有戰略價值？若有，在哪里？
1、善用“兩制”之利，是香港戰略價值的關鍵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是黨中央對“一國兩制”事業的最新要求。“一國”之本，目前內地和港澳“堅守”的決心和立場非常堅定；“兩制”中的國家主體姓“社”的制度之利（如黨的領導、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等），大家比較熟悉；港澳姓“資”的制度之利，就都不是非常清楚，“善用”更是嶄新課題。
（1）尊重“兩制”差異，是善用“兩制”之利的前提。鄧小平有個著名的“兩方面論”：“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簡稱姓“資”），“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簡稱姓“社”）。他說：“不講兩個方面，怎麼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
一是，“兩制”不能等量齊觀，國家主體姓“社”是港澳姓“資”的前提。將內地或大陸稱為“國家主體”，是鄧小平的創造，他并提出著名的“兩前提論”：“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國家主體姓“社”也是港澳姓“資”的前提。他對國家主體若不姓“社”而姓“資”的危害，分析得最透徹：就會“歷史倒退”：“兩極分化”引起“百分之九十幾人鬧革命”或全國動亂；就會“難民遍布全世界”；就會港澳“首當其衝”、繁榮“一風吹”。他強調：國家主體姓“社”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定不移；深圳和上海浦東“整個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都要做“改革開放實行姓‘社’不姓‘資’的標兵”。
“標兵”與“先行示範”同義。中央支持深圳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就是落實鄧小平上述指示：深圳先行示範區仍然姓“社”不姓“資”。深圳因其姓“社”，不可能也不會取代姓“資”的香港。
二是，在“一國”和國家主體姓“社”的前提下，港澳可以也必須姓“資”。鄧小平對香港若“用社會主義來統一”或“用社會主義方式去改變”的危害，也分析得最透徹：香港和國際社會“不會接受”；“勉強接受了，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鄧小平這里講的“武力衝突”、“混亂局面”或“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等，都不是內外敵勢在香港製造政局動蕩或美西方封鎖制裁香港的結果，而是“用社會主義來統一”或“去改變”香港，和香港“勉強接受”的嚴重後果。
三是，姓“社”的國家主體和姓“資”的港澳之間，必須有邊界。鄧小平早就指出，中國收回香港後，深港邊界“不會取消”，并提升到“兩制”差異的高度：“深圳和資本主義之間必須要有一個邊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現由澳門特區政府管理的“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和“橫琴口岸澳門管轄區”，“適用澳門有關制度和規定”即實行姓“資”的澳門制度。黨中央、國務院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方案》（簡稱《橫琴方案》）就明確規定：這兩個區域與深度合作區的其他區域必須“物理圍網隔離”。
（2）求大同、存大異，是善用“兩制”之利的硬核。“‘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習近平語）。在中國，“大同”莫過於“一國”，“大異”莫過於“兩制”。
一是，“兩制”可以和平共處，“我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鄧小平語）。“和平共處”作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原則，用之於“一國”之內的“兩制”，也是鄧小平的創造。他說：“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能破壞他們那個制度。”
“我不吃掉你”，就是姓“社”的國家主體“不吃掉”姓“資”的港澳：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港澳基本法序言）。這是國家憲制性法律規定的“制度紅綫”。
“你也不吃掉我”，就是姓“資”的港澳也“不吃掉”姓“社”的國家主體：港澳對國家主體有“絕不能允許觸碰的底綫”（習近平語）。全國解放以來，中央三次宣布這個底綫。建國初期周恩來對英方宣布：香港不能用作外國軍事基地，香港政府要阻止顛覆新中國政府活動，要保護在香港的中國官員安全。主持制定香港基本法時鄧小平宣布：“九七後”香港不能成為“打著‘民主’的幌子反對大陸的基地”。香港回歸20周年時習近平宣布：“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都是“觸碰底綫”的行為，“絕不能允許”。
深入思考，若將香港基本法的“國家行為”⑭，解釋為包括國家安全；則中央政府對香港法院審理國安案件就有最終約束力，若將中國刑法第3次修訂增加的“缺席審判”，連同已有的“全國通輯”⑮，也適用香港，香港和海外任何涉嫌“觸碰底綫”行為都可“雖遠弗屆”。
二是，港澳姓“資”的制度，對國家主體姓“社”的制度有利。“兩制”中姓“資”的制度之利，源於鄧小平這一名言：“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再溯其源，就是馬克思提出的與他和恩格斯提出的“兩個必然論”（“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同樣著名的“兩個決不會論”：“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三是，港澳姓“資”的制度要保持“成百年”。這也是鄧小平名言：香港“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他還說：“五十年衹是一個形象的講法”，“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他特別指出：“這不是信口開河”，“不衹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
臨近香港回歸25年即保持其姓“資”的制度五十年剛剛過半，內地和香港輿論場就有所謂“2047問題”和“下半場”或“二次回歸”等說法。學習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有助消除以上誤區：黨中央已將“一國兩制”，作為同“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等“顯著優勢”并列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皆無時間上限。
（3）“兩個建設好”：善用“兩制”之利的總要求。“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簡稱“兩個建設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習近平這段話，堪稱“一國兩制”的經典。
一是，建設好制度姓“資”的香港，是香港工作中心任務。建設好制度姓“社”的中國內地，早已是黨和國家工作重點或中心任務一百年不動搖；建設好制度姓“資”的香港，則是“兩個建設好”首次提出。現在到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的時候，這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近平語）。
要建設好制度姓“資”的港澳，就要在尊重“兩制”差異上不搞“全國一盤棋”。如國民經濟五年計劃自“十一五”改為規劃、更重視市場決定配置資源後，就從“十二五”起都設立了“港澳專章”⑯，為不同於姓“社”的國家主體而姓“資”的港澳，單獨規劃經濟藍圖。如對香港，則在“十二條”首提三大傳統優勢以外，陸續確定了8個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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