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 
“勢”的視野: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hk   2022-08-18 12:52:01
對於台灣政黨而言,“勢”的力量實質上已構成一種客觀情勢的約束性。
  中評社╱題:“‘勢’的視野:台灣問題”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依託於一定的框架或範式之上,在其中導出框架或範式内部邏輯自洽的推導或結論,但每種框架或範式都具有不完備性,因而解讀與詮釋必然帶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範式的反濟意義則助益於矯正這種局限性。“勢”的範式與框架,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是耦合現况與未來,聯繫動態與静態,勾連狀態與生成,集偶然性與必然性於一體的中心概念,助益將現况的把握與未來趨向的理解聯繫在一起,導出超越事實與現象堆砌的解譯與判斷。以“勢”的視野看待台灣問題,有助於我們克服在既有思維進程中對問題把握的偏狹化,在“勢”的歷史進程與視野高度,達成對台灣問題的全面性與整體性把握。

  一、“勢”的範式

  人們對於事物現象的認知,總是依託於一定的認知框架的,後者由一種思維模式構成,决定分析的起點、焦點與要素所在,並將這些概念綜合到既設的框架中,導出分析的結果所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由於要素提煉的不同、及其不同權重與比例的形式構成,往往决定了内容的體認與定義本身,認知框架作爲形式是鑲嵌在我們對於事物或現象的内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認知框架,可以勾連出不同的意義結果來,通過重新提煉要素的立基點,重新歸屬各個要素的某種相對份額,經由新的知性形式過濾後, 會呈現出新的内容情境之展現與詮釋。認知框架對於問題分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而台灣問題作爲一種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亦是如此,需明確某一特定認知框架的必然有限性,並接納新的知性理解方式,助益於對於該問題更全面的理解把握,切忌陷於某一認知形式而不自拔,造就誤判或短視的可能性發生,後者是决策者與研究者務必避免的。

  認知框架根植於思維模式之中,深受社會化進程的沾染。一定的文化社會化進程,會造就一定導向的思維模式的生養。各自文化均内涵一定的内部共通的思維模式,構成爲思維進程確立基石的範疇,並主要體現在分析的概念本身。這種範疇形成一種機制,依據功能系統而起作用,並深刻影響認知框架的確立與形成。而在西方的共通思維模式而言,强調一種由對立與相聯形成機制的模式,這種對立與相聯是建立在對事物與現象認知,基於深刻分裂的體認與把握之上:從現象與本質的分裂,方法論與本體論的分裂,自然與社會的分裂,到語言與存在的分裂,其慣用分裂的觀照探查事物與現象,以分析性概念的提煉與邏輯可化約推論的導出爲宗旨,力圖在對立與相聯的總知性形式中達到詮釋與理解,典型的範疇體系諸如:方法到目的、或是原因到結果,汲汲於問題意識與邏輯一致,在涉台問題的研究亦是如此,諸如統一問題研究,執着於方法的目的性可欲性評估、效用合理性審視等等。此種問題意識的範式,往往不容易達成對於全局的整體性理解,它基於其分裂性的思維預設,往往偏向於獨一、超越的極端化,而非相互依附的相互性。既有主流的認知框架都不可避免帶有至少兩個缺陷:第一是追求的邏輯可化約的完滿一致性,不能同具體現實的缺陷性相適應,邏輯一致的處理傾向容易導致理解的極端化;第二是以分裂的思維處理與運用事物,不能兼顧静態的觀點與動態的觀點,而現實往往是既有的亦是生成的,是静的呈現與活的發展的統一,分裂的思維進程本質容易導致理解的偏狹化。既有主流的認知框架,對於涉台問題的分析與定性,則或是極端化的悲觀與樂觀,或是不能全局性的把握事物與現象的整體性面貌與歷史性進程,存在一定的認知框架局限性,訴求新的範式理解以達到認知意義的反濟。

  如何采取新的認知框架進路,達致對於問題的認知意義反濟,美學理論中“後退的效果與美學的縮小”可資爲用。一位中國畫論作者指出,觀看山水時,太靠近則看不見它們的輪廓;反之,越往後退,瞳眸則越能收盡畫上的高山流水。這好比張開一匹素絹,使畫像遠遠地照映,如此一來,最峻偉的高山也會被框於方寸之内。“昆侖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張絹素以遠映,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對於畫家的探查而言,就近檢視局部細節時,無法看得清楚那推動綫條的交錯、凸起或停止的力量。祗有從遠處觀看整體時,在對比之下,這些綫條形狀内在的力量才顯得出來。有了距離,觀者不僅可以理會一幅更遼闊的山水,還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欣賞它;因爲那山水好像已經脱離了本質之外的混濁而沉澱下來,重新回到單純獨一的動作,那賦予它形狀而得以存在的動作。“後退的效果與美學的縮小”助益於呈現事物的整體面貌,展現事物本身眼不能見的氣勢向度,而合適的適應於“後退與縮小”的知性形式與認知概念,在於“勢”的範式。

  所謂“勢”的概念絶對是普遍通行的,它與世界的進程有關,也與人類的各種活動有關;它既涉及自然層面也涉及技術層面。雖然勢的模式放之天下皆通,但是我們總是從個别的表現來慎重地理解它。因爲在事情開始時,情勢就是關鍵所在,而且每一個情况裏、每一個時刻裏,情勢都有所不同,它不停地變化,所以在每一個情况中支配現實的趨勢也必然是獨一無二的,絶不會重複發生。“實况”永遠不會固定下來,因此能逃離既定的框架。正是這樣的情勢使現實之所以成爲現實。“勢”的範式的本質,是對於前述“分裂與聯繫”思維的反動,要旨在於“一體與運動”,事物的現况、歷史與未來是一體的,事物的本質、現象與原因是一體的,而事物本身是生成性處在變動之中,這種變動亦是同過去、當下呈現一體性的因而可以作爲必然性加以把握,但變動與生成本身是偶然性的標識,因而它是跨越必然與偶然、現况與未來、狀態與生成的概念。“勢”的範式,對於既有的“目的-方法”與“原因-結果”的範式,會是一次認知意義的反濟,助益於在“勢”的視野下,將現况的把握與未來趨向的理解聯繫在一起,助益於涉台問題視野更高、視野更廣的理解,擺脱當下現實事件的零碎與堆砌,達成在“勢”的歷史進程中對事物的全面性與整體性把握。

  在“勢”的視角下,静態的觀點與動態的觀點是互相聯繫的,“情勢”從過去的歷史而來,聯繫至當下的局勢,並基於過去與現在一脈之機理,導向未來的趨勢。静態與動態、狀態與生成之間是聯繫的,體系進程中的每一時刻都可視爲一種“力”的布置狀態,“勢”見之於這一個個别的現况的作用力配置,但同時也意味着通過這個個别現况而表現,並引導與制約該現况由以發展的趨勢上,“勢”見之於狀態内在所生成的大方向所在。一方面,歷史的現况可以作爲客觀的約束條件,制約人們的選擇;但另一方面,一個歷史現况,作爲變遷中的某一時刻,是内涵生成性而充滿效力的,它作爲趨勢内在的一部分,推動趨勢在歷史進程中的最終自我實現。

  二、台灣問題的“時”與“勢”

  任何力量都受制於歷史現况中的某種局勢,無法脱離該局勢而存在,譬如一個人無法舉起自身,“非無力,勢不可”;但客觀的條件决定了這一現况的發展趨向,這一趨向内在於作爲現况局勢的作用力布置中,並要求所有力量對趨勢的演進結果加以服從。因此“勢”既是静態的也是動態的,它是生成中的現况,也是客觀性的未來,由以構成一種必然性力量,制約着人在當下與未來的選擇可能性空間。當評估現况的時候,不能受困於當下的局勢造就之約束性,需明白局勢或現况本身具備一種生成性與變化力,是導向演進而日新月新的;當退後幾步再對局勢加以審視,會獲得一個抽象的視角,依據該視角之邏輯藉以評估現况本身的生成可能性,推演出未來的趨勢在,後者與當下、過去一般亦意味着一種必然性,並訴求各種力量的最終服從。

  構成一種歷史力量的“勢”,在於一種交替的機理。交替的原則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而製造着斷裂、差异與分歧,而趨勢則作爲一種連續性的力量,闡釋着跨越斷裂與分歧兩個極端之間的必然性,耦合政體性的歷史理解中之張力。可以説,“勢”本身以交替爲機理,構成一種張力,後者意味着競争性要素的相互對抗而使得整個進程充滿活力,使得歷史由以更新。如發生了中國歷史中,統一與分裂、治世與亂世的趨勢性演繹,歷史則是在這交替作用産生的張力之下得以擺動前進。王夫之總結出作爲交替原則的雙元邏輯,這一雙元邏輯支配着歷史的推移,構成超越於現况之“局勢”的總體之“趨勢”,構成對生成中之“情勢”的理解與詮釋:

  邏輯一:任何趨勢一出現便漸漸擴大增强。(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

  邏輯二:任何趨勢達致極致時必窮盡而逆轉。(物極必反。)

  對於邏輯一,作用於交替原則的正面實現,趨勢要求的自我實現訴求於局勢演進的軌道化,祗有藉由交替變化中某一力量的不斷强化,趨勢才能實現自身;對於邏輯二,作用於交替原則的負面表述,趨勢涉及張力之中兩個相互對立的力量,是關切兩個極端之間的擺動交替,因而張力中的某一力量之過分增强會産生反動,引導趨勢演進朝向另一端的擺動演進進程。出發點或許總是微不足道與不能深究的,但它却是决定歷史趨勢的關鍵,因爲它開啓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趨勢的演進、交替的邏輯,使得整個進程鎖定向該方向發展,直到趨勢的自我實現狀態;但一旦張力中的力量達到了其無法超越之點,便進入下降狀態,形成無可避免的敗落與滅亡,而趨勢藉由這一敗落的進程,詮釋其本身的交替性。

  “勢”是構成一個必然性概念出現的,見之於現况的局勢,它造就一種客觀約束性,限制了身處局勢之人的選擇性空間,見之於歷史的趨勢,它意味着一種必然性實現,在構成現實與過去的局勢内部,推動現况朝向趨勢的自發性演進。歷史必然是張弛、伸屈、治亂、抑揚等張力之交替,這並非任何形而上學原理體現在時間上加以必然實現的作用産物,而是服務於進程的内在需要所産生的必然現象,因爲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負面因素,注定將走到盡頭,而與之互補或對立的因素便會取而代之。整個進程是作爲一種必然性,作爲現况的一種内在性,在進程的演進中自發實現自身,任何抗拒則是徒勞的。

  構成一種生成性的“勢”,在生成變化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種作爲調整的力量,該力量使得人們針對於“勢”之演進所訴諸的手段,構成一種有作用力的配置。總的配置的原則是,順應這一客觀必然性之“勢”的自發演進,利用事態之推進中的趨勢,讓内在於現况中、構成“情勢”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實現,並助益於這一自發性進程的合時合宜,而“時間”構成了最關鍵的歷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體認與内化。王夫之認爲,在順應交替作用的趨勢邏輯而言,存在兩個普遍的道理,引以爲定力與耐力的錨定:

  配置一:任何變化發生改變之後,要順應此種變化,需站穩與保持定力。

  (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

  配置二:發生改變之前,需避免過度作爲,避免過度的現象因物極必反而造成反向的過渡。(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

  由是,在“勢”的自發性演進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須建立在對於“勢”之演進趨向的順應之上。所以,當“勢在必得”而有利於己之時,人理想條件下應不做任何干預方爲智慧,該智慧能使得“勢”的自發性演進發揮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發展本身終將衰退,因趨勢如往一方向發展,到了極致則必定産生“逆轉”以成全最終的“交替”,故如果懂得這個客觀到了必然逆轉之地步,即因所有負面因素消解殆盡,而完全轉向正面之方向時。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價與成本,將情勢藉助逆轉之機制,引入有利於己之新方向,從而有效重構作爲現實的“現况”。事情自然而然的來臨之時,我們便能從現况内最佳的條件取得能力,藉由“勢”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實現。因而,對於“勢”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於,順應“勢”的變遷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訴諸一種耐力與定力。

  如果將“勢”的分析引入台灣問題,助益於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况的邏輯進程與趨勢發展。台灣問題是處於兩個“三角互動”之内的,就國際面向而言呈現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動,而就兩岸面向而言呈現出“共國民”三黨的互動,兩個三角的總體互動進程,决定台灣問題的深度、廣度與進展之所在,而前一個三角重心在於“中-美”,後一個三角重心在於“統-獨”。因此,對於現况及其内在趨勢的理解,立基於兩個三角内部所藴含的“勢”之把握上,對其作“勢”的提煉助益於更好理解現况的内在,與情勢的未來趨勢,並錨定自身的干預所在。

 


【 第1頁 第2頁 】 


          
】 【打 印】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