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戲
在70年的戲曲生涯中，郭漢城的目光猶如舞台上一束高頻率的“追光燈”，始終熱切追逐並注視著戲曲舞台的最前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新中國重要的戲曲作品他幾乎都評論過，其中既有從宏觀大勢對戲曲美學、戲曲改革與建設、當代新劇目創作等的理性評述；又有從微觀層面針對戲曲表演程式、典型人物塑造、思想與形象關係等的深度剖析。加之他“不搞學院式關門研究”“不辦經院式刊物”，常年泡在劇場，跟創作者打成一片。他的評論歷來都是舞台創作實踐的切身感受和鮮活總結，是對戲曲藝術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作出的理性解答。
郭漢城始終堅持在美學框架下評價藝術作品，強調以形式美見長的戲曲尤其要給人以美感享受。他把這種審美追求也帶到自己的文字中，寫下了許多見解獨特、詩心靈動，理性審視與感性流溢交織的評論美文。比如，在《蒲劇〈薛剛反朝〉的民族美學風格》一文中，他通過對薛剛、薛猛兩個主要人物性格內在真實性和矛盾衝突複雜性的揭示，闡明了悲喜劇的美學風格和細節對於塑造人物的作用。他表示：“戲曲劇本要求集中洗練，是要求緊緊圍繞著戲劇衝突展開描寫，而不是排斥細節描寫。相反，沒有細節，就沒有形象和性格，等於取消了文藝的基本特征，這是戲曲劇本刻畫人物方法的特點之一。”基於這篇評論，《薛剛反朝》成了蒲劇的長期保留劇目。
郭漢城的評論尊重歷史，注重田野勘探，主張把對古代劇作和劇作家的理解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情境中整體考量，從而得出客觀、辯證、符合歷史邏輯的結論。這從他對湯顯祖“湯學”的研究上可見一斑。
80年代，在一次紀念湯顯祖的學術研討會上，一些與會者指摘湯顯祖“臨川四夢”的改編存在不足和歷史局限。在激烈的爭論中，大家期待著郭漢城的評論。郭漢城即興做了題為《湯顯祖和他的“四夢”論略》的發言，他“知人論世”，將湯顯祖“四夢”的評價置於晚明的社會背景和宗法倫理中，從湯顯祖的政治抱負和哲學思想客觀審視其作品。他認為：“古典作品的進步性和局限性往往同處一體、相輔相成，但都是歷史真實性的反映，並不妨礙作品的偉大。如果我們只重視作品里作者的態度，不重視作家在作品里所反映的生活及其客觀意義。用這種簡單的辦法來衡量，那古典作品就沒有一個是好的。”他這種不偏不倚、鞭辟入里的論述，使爭論得以平息，他也因此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強調湯顯祖價值的理論家之一。
郭漢城的戲曲評論始終站在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角度，把中國戲曲與民族心理、風俗信仰和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從人類文化和民族戲曲美學的高度指導當代舞台藝術實踐，並與各種貶損和矮化民族文化的言論展開論爭。
有段時間，有些人老拿外國的悲劇理論來套中國戲曲，認為悲劇就必須向西方悲劇那樣徹底毀滅，一悲到底，那些正義戰勝邪惡的結局是“粉飾現實”的“光明尾巴”，會降低悲劇淨化心靈的力量並麻痹人們的鬥志。郭漢城撰寫文章，結合“女媧補天”“精衛填海”中人定勝天的思想以及梁祝化蝶、青兒焚塔、竇娥三樁誓願等戲曲典故，闡明善惡分明、好人好報的樂觀主義精神已作為民族心理滲透到我們的文化形態中，構成了中國戲曲有別於西方悲劇的重要民族特征，指出應重視本民族戲曲的風格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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