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後四股力量互相博弈，特朗普的個人意見很可能影響博弈過程，特朗普同時充當最終的“裁判”。以此觀之，影響上述博弈過程的主要因素如下：首先，特朗普政府與中方關於經貿問題的博弈的具體走向。如特朗普本人對中方政策感到不滿，很可能如其第一任期內所為，放任政府內一些人，如“國安強硬派”和“意識形態派”實施極端“挺台”政策。其次，特朗普政府在俄烏衝突議題上的政策效果。如特朗普團隊認為其在應對俄烏衝突上取得突破，如迫使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割地”方案，俄烏衝突暫時結束，那“國安強硬派”與“現實主義派”將推動美戰略重心東移，在西太平洋地區投入更多軍事力量，以加大對中國的軍事威懾。第三，特朗普政府對朝鮮政策的可能發展。特朗普政府對朝政策受到其對俄烏衝突政策效果的直接影響。如其“成功”結束俄烏衝突，則美朝關係可能出現一定緩和。朝半島“俄朝同盟”“美日韓準同盟”的南北對立將一定程度上出現緩和，特朗普政府內“國安強硬派”和“意識形態派”的影響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第四，台灣當局的對美政策和對陸政策。台灣當局與特朗普政府的互動存在幾種可能：當特朗普政府內“意識形態派”和“國安強硬派”占上風時，對台灣當局的壓力——如不得出現“台獨”挑釁言論和行動——將減小；當特朗普政府內“現實主義派”占上風時，對台灣當局的壓力將上升；如特朗普本人對中方經貿政策滿意時，對台灣當局壓力將加大；當特朗普本人對中方經貿政策不滿時，對台灣當局壓力將減小。如台灣當局領導人出於鞏固執政和連任需要，頻繁出現“台獨”挑釁言論和行動的話，特朗普政府內“疑賴論”將上升，特朗普政府可能對台灣當局施加更強大壓力。
特朗普2.0時期台海政策的另一個不確定是，在不斷強化對華軍事威懾（deterrence）能力的同時，特朗普政府是否會在對華再保證（reassurance）上再往前走一步，以避免強化軍事威懾導致中美陷入安全困境，最終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戰略學術界對於美國政府台海政策在“威懾”和“再保證”上的嚴重失衡已有認識，並提出了政策建議。⑦由於特朗普本人、其政府內的“讓美國更強大派”和“現實主義派”都不願在台海與中方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在戰略上同時應對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明顯不利，特朗普政府在對華再保證上再往前走一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這個“再往前走一步”到底是什麼？是在美中戰略競爭的“終局”上給出“和平共存”的回答，還是在“不支持台獨”上給出更清晰的定義？目前都還難以預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兩個“不確定”間關係密切，互相影響。因此，下一步需要密切關注的是，特朗普2.0國安、外交團隊的完整人員構成，以及特朗普政府上任後三個月與中方的互動。
總而言之，特朗普2.0時期的台海政策既有確定部分，也有不確定部分。與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受到中美關係中的其他議題（如經貿，或其他突發事件）的高度影響；因特朗普本人的不確定性強，且容易受到身邊親近人士的影響，政策極易發生變化；由於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理論上可能導致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更“親台”；而特朗普強調收“保護費”，也使得美國歷來的戰略模糊政策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