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古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對“一帶一路”實施策略的啓示 作者：蘇喬拓（上海），上海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古代絲綢之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意義不應僅體現在名稱上的沿用，更需要在歷史中尋找可供當今藉鑒的經驗。古代絲綢之路通過節點式的貿易網絡聯結，胡人在其中扮演了主導性作用，其成功離不開沿途多國的長期開拓。目前“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出現了涉及國家範圍過廣，外國力量相對薄弱，過分依賴中國政府投入等問題。作者建議吸取古代絲綢之路經驗，短期內集中力量打造樣板區域，引導民間力量擔當商貿主力，培植親中力量穩定當地環境。使“一帶一路”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
一、引言
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以來，絲綢之路上的聲聲駝鈴已迴蕩兩千餘年。中國與沿綫各國的商貿運輸、友好交往、文化傳播，成為了中國和沿途各國人民重要的歷史記憶。作為當代中國提出的頂層國家倡議，“一帶一路”沿用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名稱，便反映出中國人對復興古代絲綢之路繁盛的美好願景，也同樣反映出古代絲綢之路的原則、模式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著重大藉鑒意義。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既取得了許多豐碩的成果，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古代絲綢之路并不是一個遙遠的概念，被“舊瓶裝新酒”機械地成為當今的名詞活用。它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從中學習。隨著“一帶一路”的不斷深入推進，問題開始相應顯現。一方面需要根據現實問題進行調整，另一方面也應從歷史經驗中汲取養分。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對當今“一帶一路”實施策略中有益的部分，這既是“一帶一路”名稱中的應有之義，也是具有現實性的考量。儘管兩千多年的歲月流逝，古代絲綢之路上的許多政權、民族已發生更替，但目前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沿綫各國的氣候、地理、宗教、人口密度、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等仍有可比較的價值。
二、古絲綢之路的一些歷史經驗
(一)節點式的貿易網絡
古代絲綢之路并不是有一條從長安直達羅馬的康莊大道。即便在今天，從河西走廊到亞平寧半島，沿途人跡罕至的高山、荒漠仍對基礎設施建設提出很大挑戰，更毋論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了。同時沿途政權多變，又有盜賊橫行。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也恰恰是因為在惡劣的條件下，古人克服了衆多艱難險阻，將中原與廣袤的西域連接了起來。尤其是在出敦煌以西的新疆段，星星點點的綠洲外盡是荒漠戈壁，又有天山、帕米爾高原等天險阻擋。也因此，絲綢之路在新疆分出了北、中、南三條綫路，根據地理條件延伸，同時也在不斷變化，通達至亞歐大陸的各地區。〔1〕
這種在各綠洲間進行穿梭的貿易，使得古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不可能執行長距離點對點式的貿易活動。13世紀末出版的《馬可波羅游記》在當時的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激發了歐洲人對富饒的中國的向往。然而有關於馬可波羅究竟是否到訪過中國，在國內外史學界長期以來都存在著爭議。〔2〕即便是在張騫出使西域近一千五百年後的馬可波羅，是否從意大利旅行至中國都尚無定論，可見走完絲綢之路全程之困難，對於攜帶輜重的商隊來說更是幾無可能。故此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呈現的是一種節點式的貿易網絡，單個商隊所進行的通常是相鄰節點間的貿易。貨物從生產地由一支商隊貿易至一個集散的中轉節點，再從這個中轉節點前往下一個節點，最終到達其消費地。〔3〕無數的貿易路綫最終織構成了絲綢之路完整的貿易網絡。
節點式的貿易網絡必然帶來的結果是，即使更遠端的貿易對象的消費能力更強，相鄰的貿易節點間貿易的密度和數量仍然會更高。這與當今國際貿易情況有很大差別。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以國別進行計算，2019年中國（不含港澳台）的前五大貿易夥伴國分別是美國、日本、韓國、德國和澳大利亞，中國與其進出口總額分別為5416億美元、3150億美元、2845億美元、1849億美元和1695億美元。〔4〕五個中祇有兩個屬於中國的海上鄰國，陸上鄰國則無一進入前五。而在中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發現，古代絲綢之路上流通的金銀幣十分多樣，其中薩珊波斯銀幣的出土數量是拜占庭金幣的三百多倍。〔5〕拜占庭帝國延綿千年，而薩珊王朝國祚相較之下祇有四百餘年。儘管出土金銀幣的數量并不完全代表貿易量的相應水平，但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仍可以推斷出在古代絲綢之路上距離較近的貿易對象國之間的貿易交往會更加密切。
(二)胡人的主導性作用
胡人是中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北方和西方異族的通稱”。胡人的稱謂在中國不同時期的指代對象各有不同。秦漢時期的“胡”通常特指匈奴一族，“到了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胡人的概念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統和西域白種人兩個層次” 。隋唐時期又逐漸縮小到粟特人。〔6〕本文所說的胡人表示通稱意味，特別強調在古代絲綢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粟特人。
“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對中國多年的實地考察後提出的概念，他在1882年的《中國》第二卷中進行了相應論述。海內外學者對古代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多認同中國在絲綢之路發展歷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實際的商貿活動中，中原漢族并不是絲綢之路上的絕對主角，胡人則占據了多數。以至於國與國之間的商貿活動在當時被稱為“興胡”或“商胡”。〔7〕
胡商中最為知名的群體是粟特人。粟特是一個中亞古國和民族，主要分布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在今撒馬爾罕附近。粟特土地肥沃，地處歐亞交通樞紐，使得其商業繁榮。早在張騫到訪此地時就說此地人巧於商業。〔8〕粟特人在古代絲綢之路商貿中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案例中可見一斑：敦煌藏經洞中有一組于闐語文書詳細記載了一次進貢之旅，沿途的買賣雙方加起來一共48人，其中粟特人有41人。〔9〕
胡人的民族構成複雜。由於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多樣，政權更迭頻仍，必然需要熟悉各地情況的各民族人氏參與到商貿之中。在缺乏國際規制的古代，以經貿而非軍事為目的的商隊便必須與途經各國的當局交好，使得農耕民族、游牧民族都參與到了絲綢之路的商貿之中。粟特人雖然是商貿聚落中的主力，但他們在進行貿易時則仍然要組建多民族的商隊。有學者分析認為僅在史君墓商隊中就同時存在粟特人、嚈噠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興替的民族會繼承性地發展絲路上的貿易，“如匈奴、月氏、烏孫、粟特、鮮卑、嚈噠、突厥、回鶻等北方游牧民族，他們都曾先後參與了絲路貿易, 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10〕
胡人除了在商貿中占據主導作用，還對中西間文化交流傳播做出了傑出貢獻。絲綢之路上的商隊常常有僧侶同行。商人需要僧侶在苦難的商路上提供精神慰藉，僧侶需要商人的物質支持。在此背景下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都從中獲益廣泛傳播。〔11〕粟特人的語言文字也影響深遠，回鶻文是由粟特字派生而來，其變型進一步成為蒙文字體和滿文字體的基礎。粟特字和回鶻字常被用於書寫古突厥語。〔12〕盛唐時期古代絲綢之路繁榮達到鼎盛，大量胡人聚居於中國西北尤其是長安。以商貿興盛的胡人多聚居於長安東、西市，此外也環繞祆祠呈輻射分布。其數量可占長安上百萬人口中的2%。〔13〕聚居的胡人既使得長安胡風日盛，同時胡人也在不斷漢化，且速度較之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胡人漢化速度更快。〔14〕隋唐時期的胡人不僅在民間如魚得水，還在中國出將入仕，進入了禁軍和宮廷系統。〔15〕可見胡人沿絲綢之路對中國影響之甚。
(三)多國政府的長期開拓
“絲綢之路”以“路”命名，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存在著較為穩定的固定路綫。超遠距離的路綫開拓，如果沒有政府力量的參與，僅靠商隊自身的力量是難以達成的。古代絲綢之路之所以能綿延千年，與多國政府長期的、持續性的開拓密不可分。
對古代絲綢之路的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通常指代西漢至隋唐中原與西域間西安-河西走廊-中亞的貿易路綫，廣義的則將歷史上由中國出發，連接溝通至非洲歐洲的商貿通道總體統稱為絲綢之路。有學者從廣義的理解出發，將絲綢之路的濫觴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商貿活動，將希臘城邦和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的貿易鬥爭視為絲綢之路的雛形。〔16〕當然學界更普遍的意見通常認為公元前139年張騫鑿空出使西域是絲綢之路的發端。無論何者，都不難發現政府在絲綢之路開拓中的重要作用。張騫出使西域首要的是政治目的。匈奴擊敗月氏後對中原政權構成了很大威脅，到武帝時期雙方已是劍拔弩張。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便是為了聯絡月氏共同抗擊匈奴，但未能成功。在成功擊退匈奴後，第二次出使的經貿需求才得以提升。〔17〕
在成功鑿空之後，古代絲綢之路的維護和新路綫開拓在中國多個王朝都得到重視。張騫在兩次從西北方向出使西域後，又奉漢武帝之命打通西南的“蜀身毒道”，嘗試開拓絲綢之路的西南綫，未能成功。至東漢中央勢力到達滇西得以與緬甸、印度直接交往。唐代在西域設置了安西大都護府、西域都護府為核心的“安西四鎮”，管理西域的軍政事務。“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過絲綢之路和西域諸國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蒙元帝國橫跨亞歐大陸，東西方交流一直得以維持。”〔18〕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并不是古代絲綢之路上唯一支持的政府力量。歷史上的諸多大國如羅馬帝國、貴霜王朝、薩珊王朝、阿拉伯帝國等，都曾大力在其勢力範圍內修築道路驛站、推動宗教文化傳播、繁榮商貿經濟，客觀上都幫助了古代絲綢之路不斷煥發生機。中亞的一些城邦如“西域三十六國”很大程度上因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商貿而興，互相的連接關係更加緊密。〔19〕2014年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33處代表性遺跡中中國境內有22處。這既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聯合申報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項目，也是中國第一個跨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的項目。〔20〕聯合申報獲批的形式，也可以被認為是古代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多元共生在當今的映射寫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