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一)所涉國家範圍過大
目前中國已與138個國家、31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1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21〕這個成績是值得欣喜的，意味著中國的合作倡議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回應。但同時也應注意到，138個國家的數量已遠遠超出古代絲綢之路的涉及範圍。
即便將古代絲綢之路進行廣義理解，即囊括了所謂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從中國出發可通達的範圍約為亞歐大陸大部、北非東非部分沿海。當今歐美發達國家多數在近代以前與中國沒有成規模的交往。西歐、美洲大部、非洲大部無論與何種絲綢之路都難以產生相應聯繫。從目前“一帶一路”國家的分布範圍之廣來看，顯然對於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不存在地域或歷史上的限制。
“一帶一路”從名稱上沿用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記憶，是為了表明中國無意通過軍事力量來推行自己的戰略意圖，而是要著重於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2016年前後中國官方的有關表述中，“一帶一路”的口徑逐漸從中國提出的“戰略”更改為“倡議”。顯然這種變化也折射出中國更希望向外界強調“一帶一路”和平與建設性的屬性。
然而目前“一帶一路”所涉國家範圍過大，已經遠遠超出了古代絲綢之路可通達的範圍，這容易提升西方對中國的戰略擔憂情緒。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世界霸權國美國內部正在形成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的共識。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全政府”對抗，還是拜登政府多位閣員“戰勝中國”的表態，以及美國戰略界大國競爭的意識轉向，都反映出中美間緊張的戰略關係。“一帶一路”在所有大洲的落地，很容易引起美國戰略界的誤判，認為這是中國的全球戰略而非合作倡議，進一步加深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憂慮。同樣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在中東歐尤其是西巴爾幹地區參與力量逐漸加強，也引起了歐盟和歐洲觀察家們的關注。
(二)外國力量相對薄弱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分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和印度尼西亞國會訪問時提出的。這樣的地點選擇顯然是希望得到沿綫國家的支持關注。但目前看來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互動過程中，中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外國力量的參與相比之下較為薄弱。
從貿易情況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進出口近年來表現較好。總體貿易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在中國整體貿易額中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同時進出口兩端也趨於平衡，“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整體上有所縮減。
但在投資方面則不容樂觀。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投資始終高於“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對華投資，相差最大時後者尚不足前者一半。從投資占比上來說，“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對華投資在當年中國吸收外資的占比始終低於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投資在當年中國對外投資的占比。且來自“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投資表現更為不穩定，最低年份投資額僅為最高年份的65.88%。
而與於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對華投資新設企業卻在穩步增長。可以推測出在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經貿往來過程中，中資企業的體量顯著高於“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企業。這其中固然應當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中發展中國家比例較高，但與古代絲綢之路胡商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仍有很大不同。
(三)過分依賴政府投入
目前“一帶一路”的推進過程中，中國政府和國企仍然是絕對主力，而民間資本的參與仍然祇是補充性的力量。在大量補貼和虧損的支持下，一些項目看似運轉紅火，但如果沒有長期盈利可能的話又會進一步抑制民企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
舉例而言，作為“一帶一路”標志性成果之一的中歐班列成為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門面工程，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重構全球物流體系和區域經濟的“法寶”。單從開行狀況來看，中歐班列市場增長迅猛。但自2011年首趟中歐班列從重慶出發以來，至今中歐班列仍嚴重依賴中國地方政府補貼。衆多地方政府爭相支持開行中歐班列，固然是在將中央的“一帶一路”規劃落地，另一方面也難免有片面追求政績之嫌。為了將鐵路成本拉低至與海運相比存在競爭力，地方政府為中歐班列提供了高額財政補貼。從財政部下達的限制要求看出這種補貼是多麼不可為繼：財政部從2018年開始，要求地方政府降低中歐班列補貼標準。以全程運費為基準，2018年補貼不超過運費的50%，2019年補貼不超過40%，2020年不超過30%。〔22〕
在投資方面，多數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大項目投資來自於國企。國家信息中心2018年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影響力進行測算，排名前十的企業中祇有阿里巴巴和華為是民營企業，其餘均為國有企業。民企中排名最高的阿里巴巴位於第五，前四名分別是國家電網、國家電力投資、中石油和中石化。〔23〕
四、古代絲綢之路對“一帶一路”的啓示
(一)短期集中力量，打造樣板區域
古代絲綢之路的通達範圍有限，主要是因為生產力不發達，交通物流和信息傳輸成本高昂。隨著科技發展，通訊技術和交通設施的改善進步，使得通達全球不再是難事。但國家間距離的遠近，仍然是物流成本和時間效率的重要影響因素。回顧後發崛起大國的歷程來看，無論是美國的門羅主義、德國的大陸政策還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崛起國在早期階段都不約而同主要將精力集中於周邊區域。這是因為崛起國在整體實力尚且有限的情況下，貿然嘗試全球範圍的影響投射會得不償失。德意志帝國拋棄俾斯麥政策，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都遭遇了毀滅性打擊。而堅持經營美洲，避免深度介入舊大陸事務的美國則在兩次世界大戰後一躍成為了霸權國。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實實踐，與以往崛起國的國際戰略有所區別。但在推進策略上，仍有必要藉鑒過去的歷史經驗。這是因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民族國家的基本原則仍然沒有改變的前提下，任何國際性倡議或戰略仍主要通過國家這一實體實現落地。筆者認為“一帶一路”的推進應避免四處開花，在短期之內集中精力，著重推進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樞紐節點，即中亞和東南亞的發展。一方面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另一方面也是向目前的霸權國表明中國并沒有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全面競爭的意圖。
中亞國家普遍人口密度低，環境較為惡劣。但其地理位置處於世界島的中心區域，長期以來在地緣政治學中被高度重視。同時中亞資源豐富，與中國有很好的產業互補優勢。東南亞國家人口稠密，交通便捷，近年來被一些國際資本視為中國製造業轉移的首選地。與其讓西方資本從難以避免的製造業轉移中獲利，不如主動出擊，讓中資成為東南亞新興製造業的生力軍。中亞和東南亞國家大多發展水平低，也經常出現政局不穩，不少國家是西方模式治理下的“失敗國家”。如果中國能集中精力幫助幾個較為落後的國家，藉鑒中國發展經驗，取得顯著發展成果，對於“一帶一路”的全面推行，和中國理念、中國模式的推廣都大有裨益。
從具體實施策略來看，同樣以中歐班列為例。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以來，由於中國疫情控制得當，出口取得了近年來少有的佳績，中歐班列因此獲益得以迅猛增長。在此背景下中歐班列的東西向不平衡的空載問題卻仍難以得到解決。主要是歐洲發出的貨物過少，造成了西向東的空車在邊境的大擁堵。〔24〕筆者認為應充分認識到鐵路實際上是一種“鋼鐵駝隊”，其核心競爭優勢不是點對點的終點運輸，而是沿途的節點貿易。鐵路在時效性不如空運，經濟性不如海運的情況下，沿途貿易卻可以大進大出，這是其他貨運方式不能做到的。這也恰恰與古代絲綢之路的運行模式不謀而合。中國應著重推進與中途節點，甚至是中途節點間的貿易。目前中歐班列不接受起終點都在國外的訂單，正是在大量政府補貼情況下的必然結果。〔25〕這充分反映出在非競爭情況下所實現的成績是非市場化導向的，不符合客觀市場規律。
(二)引導民間力量，擔當商貿主力
從世界範圍來看，主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巨型跨國公司，除了少數能源公司外，多來自私營部門。毫無疑問目前由中國政府大量補貼，國有企業不計虧損所主導的對“一帶一路”沿綫各國的投資是不可長期持續的。應儘快引導民間力量成為“一帶一路”沿綫上的商貿主力，實現“政府搭台，企業唱戲”。
“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所提倡“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從現實推進情況來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先後次序關係。這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發展程度普遍較低有關。目前“一帶一路”的建設項目中基礎設施建設的占比較高，一些典型的項目如瓜達爾港、雅萬高鐵、復興大壩水電站等都是基建工程，這也是中國國企的優勢領域。下一步在中資海外產業園廣泛落地生根後，應大力支持民營企業進駐海外產業園，推動中國製造業在海外的溢出、融合，同時進一步打開海外市場。
除了傳統製造業外，也應進一步支持中國的ICT產業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出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科技企業進行了多輪制裁。硬件企業如中興、華為、中芯，軟件app如tiktok、微信、支付寶先後成為美國政府的制裁對象。一些西方國家也效仿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橫加干涉，如英國就宣布將在2027年前的5G網絡建設中排除華為公司的設備。〔26〕出於對於中國崛起的防範，使得中國科技企業在發達國家市場頻頻受阻。而與此同時，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外國政府干預的案例，但許多中國科技企業卻逆勢而上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發展迅速。如印度2020年6月以來纍計封禁了多達267款具有中國背景的app。〔27〕但同樣在2020年，在印度智能手機市場整體下跌的背景下，vivo、realme、oppo等公司的出貨量卻大幅上揚。市場占有率前五大公司中，除第二名的三星外全部是中國公司，小米繼續雄踞頭把交椅。〔28〕這反映出中國ICT產業在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強的競爭力，適合作為“一帶一路”民企參與的鼓勵性產業。
除了支持中國民企走出去之外，也應大力歡迎“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民營資本在中國投資興業，進行商貿活動。在資金、貨物流動前首先要通暢人員流動。目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簽證入境要求較為嚴苛，申請時間長、申請條件高、滯留時間短，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人員與中國的商貿、文化交流。習近平提出中國開放的大門祇會越開越大，那麼這扇大門就不應祇對發達國家打開，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應如此。可以從“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開始，逐步降低發展中國家人員的入境限制，重現昔日絲綢之路上長安包羅萬象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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