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余英時人文思想的“盲點”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
【摘要】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理念論／經驗論”、“唯名論／實在論”的爭議，是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現代，始終一貫，沒有間斷過的。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科學哲學演化系譜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時忽略掉中世紀歐洲文化內部的哲學衝突，反倒從“旁觀者”的立場，強調“主智論”和“反智論”的對立，用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來說，它是用這樣的“歷史建構”，在找尋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義”，結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後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論”的“歷史建構”來對“中國思想傳統”作“歷史批判”，結果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時的“迷陣”和牟宗三的“偏誤”》一文指出：余英時的著作就像一座龐大的迷陣，如果沒有一個參照系統的指引，一旦誤入其中，便再也難以脫身。為了要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我們有必要檢視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後學者為其所誤。
余英時是個非常重視“人文思想”的人。《歷史與思想》在介紹西方文化的特質的時候，從〈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1958）談到〈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1959）。對西洋史稍有涉獵的人都不難看出，余院士在認識西方文化的時候，中世紀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歐洲“人文思想”的來龍去脈，卻祇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結果根本掌握不住歐洲思想發展的主要軸線，反倒自以為是地創造出一個“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詞彙，硬要用它來分析中國文化，他的整個研究路線也因而呈現出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偏誤”。今天華人學術社群要想跳脫“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須先瞭解歐洲思想的一貫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佈下的這個迷陣。
一、唯名論、實在論與理念論、經驗論
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洋哲學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便是：“人如何認識其外在世界？”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作為思考之主體的“人”，必然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是：這個被認識的對象，其本體(noumenon)到底是什麼？
在西洋哲學史裡，關於世界中所存在事物之本體論（ontology），一直存有“唯名論”（nominalism）和“實在論”（realism）兩種不同的主張（高宣揚，1994:14-15）。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用感官可以經驗到的單個的個別事物，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對於這一點，唯名論和實在論兩派哲學家並沒有異議。然而，人們用來指稱某一類事物的名稱，是不是真實的存在呢？比方說，個別的張三、李四，固然都是真實的存在，可是，用來指稱同一類個體的“人”，是不是真實的存在呢？
對於這個問題，實在論和唯名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唯名論者認為：人們感官可以經驗到的個別事物，固然是實在的，人們用以指稱“一般性事物”的名詞卻祇不過是“名相”（nomina）而已，並不是真實的存在。實在論的觀點則正好與此相反。他們認為：人類觀察到的現象，祇不過是表象而已。在表象背後的本質，才是真實的存在。
在西洋哲學史裡，主張“理念論”（idealism）的柏拉圖（Plato），可以說是最早的實在論者。柏拉圖認為：世界中事物的形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人類對於個別事物的知覺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人不能由此獲得永恆之知識。能夠作為永恆知識之基礎者，不是個別的事物，而是人類從眾多個別事物抽象出來的“形式”（form）或“理念”（idea）。人類賦予同一名稱的同一類事物，都具有共同的“形式”，人類知覺到的個別事物，不過是這些“形式”不完整的複製品而已。
柏拉圖提出的“理念論”對西方的哲學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他也被當作是最早的實在論者。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和他的老師抱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他主張“經驗論”，認為人必須以感官經驗為基礎，來發展知識。這樣的論點後來成為“經驗主義”（empericism），被大多數西方科學家奉為圭臬。他們強調：祇有感官所感受到的經驗才是實在的，因為知識是不確定的、概率的，需要不斷修改和證偽，所有的理論都應該經過實驗的檢查。
西元前338年，馬其頓王腓力普二世降服希臘，其子亞歷山大繼位之後，曾從學於亞里斯多德。率領馬其頓與希臘聯軍，征服了東方的埃及、波斯，建立了強大的帝國。他雖然以三十二歲齡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帝國也隨之分裂，但在此後三百年間，希臘文化卻傳播各地。
二、西羅馬帝國的興衰與基於恐懼的宗教
羅馬是希臘文明的繼承者。古羅馬廣場的中心是大家集會、進行政治討論、商業活動或審判的場所。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即成立共和政體，由執政官、元老院和市民會議所組成，但僅有成年男子享有市民權。他們相信多神教，把戰爭俘虜當奴隸，強迫他們在競技場上當角鬥士（gladiator），和猛獸或其他角鬥士做生死拼搏，而且女性的社會地位也很低。
西元一世紀，大約中國的西漢時期，凱撒、龐培、克拉森三巨頭執政，羅馬開始往外擴張領土。公元前44年凱撒（Julius Caesar）成為終身獨裁官（Diatator），不久即遭到暗殺，他的養子奧古斯都繼任後，清除政敵，在位40年，為羅馬帝國奠下雄厚的根基。從此羅馬改行帝制，實行奴隸制的君主專制，但並未將世襲制度化。其後的“五賢君時代”，羅馬進入全盛時期，成為人口逾五千萬的龐大帝國。
西元三世紀，康茂德大帝遭暗殺之後，羅馬進入“軍人皇帝時代”，依存軍隊力量維持政權。由於北方蠻族的入侵，統治階級發生內訌，人民發動起義，基督教迅速發展，政治動盪不安，五十年內，換了26個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3-313）結束了羅馬帝國的長期動亂，以鐵腕壓制基督教，並將帝國分為四個部分，設立兩個正皇帝（奧古斯都，Augustus）、兩個副皇帝（凱撒，Caesar）。
這種“四帝共治”的安排再度引起內戰，由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274-337）取得勝利。他看到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有一種團結信眾的精神力量，於313年和李錫尼共同簽署“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又召開尼西亞會議，通過“尼西亞信經”，確立“三位一體”的信仰。然後將國都移往拜占庭，並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並在死前受洗，成為基督教徒。
但這並不能根本解決奴隸制所造成的危機。西元380年，迪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346-395）訂基督教為國教，他逝世前，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遂形成東、西羅馬帝國，分別以羅馬與君士坦丁堡為首都。此後雙方即因文化差異、教義教儀，乃至於世俗轄區的衝突，而紛爭不斷。公元第四世紀以後，北方日耳曼蠻族大舉入侵，國內人民起義不斷，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西歐分裂成許多封建王國。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在日耳曼野蠻民族的統治下，基督教也成為西歐國家的國教，基督教會成為唯一有文化的機構。在教會神學的壟罩下，經歷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基督教勢力壟罩一切，一個人從出生領洗到入土安葬，都必須服從教會的安排。一般人將聖經視為神的指示，《新舊約全書》上所說的都是真理，聖經上的訓誨都是最高的道德標準。違反基督教會的指令和教義都是死罪，沒有人敢說任何跟教會不同的意見。
基督教會傳教時，有一句著名的口號：“神愛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對於那些“不信祂的”呢？基督教並沒有為他們預留任何“寬容”的空間。基督教教義有所謂“最後審判”（Last Judgment）或“末日審判”的說法，認為現實世界將會最後終結，那時上帝將審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天堂享永福，受罰者下地獄受永刑。魔鬼也將被丟入“火湖”中承受永罰。這是基督教末世論的基本神學觀念。《舊約》中稱之為“主再臨的日子”（Kairological time）。《新約》也繼承了這種觀念，認為世界末日，基督將再次降臨，並審判世界。因此，《舊約》和《新約》的教義，儘量描繪地獄的可怕，恐嚇人們如果不信基督教，就會下地獄云云。由此可見，基督教徒對於神的信仰，不是基於“愛”，而是基於“恐懼”。基於對死亡和死後被審判的恐懼。
基督教原本是受迫害者的信仰。公元380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基督教反過來開始迫害其他的宗教了。公元388年，對宗教的所有公開討論都成非法，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受到迫害而消亡。到了435年，其他宗教的教徒都要處死，祇有猶太教是例外。但是猶太教徒必須被隔離，基督徒與猶太教徒的通婚被視為犯通姦罪，女人要被處死（Ellerbe, 1995）。
希臘人的主神原來是宙斯（Zeus），希臘的宗教和神話也有悠久的歷史，基督教變成國教以後，希臘人自己的宗教就沒有了。羅馬人也一樣，羅馬人原來的主神是丘必特（Jupiter）。基督教變成國教以後，這些都變成了異端。入侵羅馬帝國的蠻族，原來也有自己的傳統民族信仰，在基督教變成國教、統攝一切的情況下，這些在歷史上都被消滅了。
基督教早期的教士，已經把希臘的科學和哲學視為神學的俾女（handmaiden to theology）。他們認為：“這些知識祇能用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不能為自身的緣故進行研究。”丹皮爾在他的《科學史》（A History of Science）中說：“基督教徒把世間學問等同於必須排除的異端，基督教思想因而跟世間學問變成對立（Dampier, 1942）。”
為了要消滅異端，基督教會把跟教義不合的書都燒掉了。公元391年，基督徒燒了埃及亞歷山大城最大的圖書館，造成人類文化史上的浩劫。教會也關閉了許多古老的學院。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關閉了雅典已經存在近千年之久的柏拉圖學院。中世紀人民沒有什麼機會受教育，祇有教士可以學習。在基督教燒了許多年的書以後，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克里索斯妥姆（John Chrysostom, 347-407）很驕傲地說：“古代世界的古哲學和古文學，所有的痕跡都已經從地球表面上消失了。”（Every trace of the old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world has vanish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Ellerbe, 199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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