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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直被譽為引領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但從2014年起被稱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列車的一個車輪。 |
中評社╱題：“從龍頭到車輪：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地合作中的角色變更” 作者：莫世祥（香港），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香港一直被譽為引領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2014年起，香港轉而被稱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列車的一個車輪。香港角色與作用呈現如此巨大的變更，根本內因在於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優劣並存，既有緊密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優勢，也一直保留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內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經發揮龍頭作用的動力，後者則是導致香港地位下滑為車輪的根本內因。倘若仍不反省與設法糾正港式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繼續下滑還可能從牽引輪變成被動輪。
一、龍頭的兴衰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中國內地的商界、學界、傳媒和政府都一直將香港讚譽為引領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並且將香港視為內地發展經濟的學習榜樣和趕超對象。1984年，鄧小平首次視察深圳，說：“我想在國內再造幾個香港。”1992年，鄧小平再次視察深圳等地，勉勵廣東爭取在20年內趕超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即使到2010年，時值內地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回歸後的香港經濟卻滯緩不振之際，國務院批准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一章第二條仍然提出：“提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快廣東金融服務業發展，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廣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具有更大空間和更強競爭力的金融合作區域。”表明此時中央和廣東仍然冀望香港繼續發揮龍頭作用。
在長達大約30年間，香港之所以一直在內地經濟發展中保持龍頭地位和作用，主要動力首先源自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進行跨國式的產業調整以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香港作為自由港，及時融入時代大潮，成功進行戰後兩次經濟轉型，實現經濟起飛和持續高速發展，從而能夠發揮引領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用。
其中，第一次是20世紀50—70年代進行的工業化轉型。此次經濟轉型肇始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進行經濟封鎖，致使香港不能繼續成為中外貿易的中轉樞紐港，祇能興辦紡織業等各類輕工製造業，致力發展本地加工出口，維繫香港與國際市場的貿易。1959年，香港產品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69.6%，超過轉口貿易額比重的一倍以上，表明香港已經成為工業城市，順利實現從轉口貿易到加工出口貿易的工業化轉型。進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的實質增長率達到8.9%。60年代末，工業化的成功轉型帶動整體經濟開始起飛。到70年代，香港除繼續成為亞太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之外，還成為該地區的輕工製造業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戰後世界首批新興工業化地區之一，與台灣、新加坡、韓國並稱為“亞洲四小龍”。
第二次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本港製造業北遷而展開的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轉型。此次轉型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香港繼續發揮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的優勢之外，還得助於中國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和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加工出口業陷入經濟發展導致生產成本上漲的困境，中國改革開放與招商引資則向受困中的香港製造業敞開利用國內低廉生產成本和充沛勞動力以再創輝煌贏利的大門。於是，港資及其製造業首先湧入毗鄰的深圳、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繼而向全國各地漫延。80年代至今，港資在內地引進的境外各種資金中的比例雖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穩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額。90年代中葉以前，內地實際引進的外資當中，半數以上屬於港資。90年代後期起，隨著外國資金陸續增加對華投資，港資佔外來投資的比重一度呈下降之勢，但實際投資總額仍然高居各種外來投資的榜首。港資在珠三角地區引入的外資當中，曾經佔有80%以上的比重，至今仍居半數以上。據香港工業總會調查，到2003年年底，香港企業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廠，總數超過7萬家，爲廣東創造1000萬個就業職位，爲香港本地提供150萬個職位。因此，港資和港企成為引領內地經濟起飛的主要外來動力，在促進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區域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擔當龍頭領導的角色。
香港第二次經濟轉型對於本地經濟重構和持續繁榮穩定亦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港資將加工出口業的生產製造環節幾乎全部遷入珠三角及其他內地，依托當地低廉而充沛的人力、物力資源，獲得遠超先前在港規模與盈利的巨大發展；同時將產品的設計、外銷等環節及其整體產業鏈的大部分盈利與消費留在香港，促使香港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迅速擴張。80年代中期，時任總理趙紫陽視察廣東，提出中國應該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外資企業要“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即外資企業的原料採購、產品銷售都要在國際市場進行。這一提議得到鄧小平首肯，隨之成為中國經濟賴以崛起的國策，並且促使進出香港的貨物迅速激增，極大地提昇香港作為中外貿易中轉樞紐港的地位。1988年香港轉口貿易佔外貿總額的比重達到55.9%，開始超過港產品出口貨值的比重，意味香港從先前的工業城市又變回貿易的城市。1992年起，香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2年穩居全球第一位。隨著香港轉口貿易的超常規發展，服務業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擴大，2001年達到86.5%，以生產性服務型產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確立無疑。在轉口貿易和相關生產性服務業大幅度增長的推動下，香港經濟持續高速發展。80年代香港GDP（當年價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香港因而當之無愧地成為引領內地經濟起飛的龍頭。
然而，九七香港回歸後，香港經濟由於接連遭受國際經濟逆轉的衝擊，引爆自身的長期隱患，因而在回歸後最初的十餘年間呈現三落三起的形態，長期踟躇緩行，再也不能充當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
1997年8月，香港開始遭受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一年之後，特區政府動用上千億港元的外匯儲備，擊退沽空贏利的國際大鱷，但並未能夠抵擋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實體經濟的嚴重損害。1998年香港GDP的年變動率從上年增長11%，急劇下跌到負增長的-5.3%；1999年又再次下滑到-2%，形成回歸後的第一次經濟大跌幅。2000-2001年，香港經濟稍有恢復正增長。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觸發美國經濟的長期積弊，拖累世界經濟不景氣，致使2002年香港的GDP年變動率再度下跌-3.4%；2003年春夏，香港遭受非典型性肺炎（SARS）襲擊，一時百業凋敝，當年GDP年變動率又降至-1.6%，形成回歸後的第二次經濟大跌幅。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承認：“香港經濟正處於戰後罕有的困難時期。”2008年，香港經濟再次遭受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同年GDP年變動率又跌至-2.7%，形成回歸後的第三次經濟大跌幅。香港經濟在經歷三次大跌、五年負增長之後，隨著國際經濟復甦而恢復正增長，但已失去20世紀後期持續高速發展的動能，迄今多數年份祇能維持5%以下的小幅度年增長率。
香港經濟之所以在外圍逆境衝擊下接連受挫，表层原因有三：
一是港英政府在香港九七回歸前採取高增長、高通脹、高薪酬的發展模式，積聚巨大的經濟泡沫。亞洲金融危機首先刺破這些經濟泡沫之後，高地價及其主導的高昂營商成本仍然成為阻礙香港經濟振興的難治之症，昔日香港經濟賴以騰飛的土地、勞力等要素稟賦比較優勢蕩然無存。
二是香港回歸後試圖促成的以高科技產業為導向的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進退失據，成效不彰，以致未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21世紀初，香港有意見認為：本地經濟呆滯不振的根本內因是製造業外遷，導致產業結構空洞化和過分依賴服務業發展的結構失衡，因而主張香港實行“新工業化”，謀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平衡。於是，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規劃，計劃將香港建設成為電子資訊產業的數碼港和中醫藥產業的中藥港。此後的特區政府也相繼制定有關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規劃。可是，這些規劃都受到本地高地價、高成本的掣肘，即使研究出一些高科技成果，亦難以轉化為重振本地經濟的強勁生產力。
三是香港回歸後一度沿襲以往重視海外市場、輕視內地市場以及冀望維持港粵“前店後廠”模式的營商偏好，未能及時協調和發展新的粵港合作關係，乘搭珠三角及內地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列車。80年代起，香港製造業大舉內遷，促使珠三角率先成為中國的“世界工廠”，香港與廣東形成“前店後廠”式的垂直合作關係。可是，到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深圳、廣州以及長江三角洲的上海等區域經濟核心城市分別建立起直接連接國際市場的通道，迅速縮小先前與香港的經濟落差，進而在GDP總量的比較方面陸續趕上香港，香港作為連接珠三角等內地與國際市場的主店地位隨之發生動搖。深港關係、穗港關係乃至粵港關係實際上都相繼擺脫昔日“前店後廠”的模式，朝著希望開創“店”與“店”（即生產性服務業）平等合作的新方向邁進，其中內地一些新興行業還出現與香港競爭和分流的態勢。可是，特區政府及其智囊機構未能及時察覺廣東經濟崛起而啟動的粵港合作新趨勢，仍然將本地經濟發展寄托在維持“前店後廠”模式之上。1998年起，特區政府開始與廣東政府聯合舉行一年一度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但雙方出席的主官一連5年都局限在香港的司長和廣東的副省長級別，實際上缺乏決策主導力。2002年，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公佈該局“聯盟珠三角，香港添優勢”的對外推廣新策略，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公司利用香港服務平台，到珠三角設廠。這一策略顯示特區政府終於有官員意識到加強與珠三角合作對於香港發展的重要性，惟因人微言輕而成效不彰。直到2003年香港經濟再次陷入困境激起社會震蕩之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級別才提高到廣東省長和香港特首直接會晤的最高層次，顯示特區政府開始重視與廣東的協調與合作。到2008年10月，作為曾蔭權主政的特區政府智囊香港智經研究中心發表《加速粵港經濟整合，打造世界級珠三角都會區》的研究報告，雖然意識到港粵“前店後廠”模式面臨挑戰，卻繼續認為新型的、升級的“前店後廠”模式仍是一種有效的合作模式。而此時，港企在珠三角的“後廠”已經受到生產成本上漲和廣東實施“騰籠換鳥”政策的壓力，一些企業陸續外遷到成本較低的內地乃至東南亞國家。維持港粵“前店後廠”模式的決策最終成為一廂情願的空談，港粵之間需要探索全新的合作之路。
就在回歸後的香港經濟踟躇慢行之際，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的GDP經濟總量相繼超越香港，香港GDP長期高居於內地城市之上的領先地位一去不復返。2004年6月，經廣東省政府牽頭倡議，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等內地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們簽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顯示廣東有意取代香港而成為更大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領航者。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將廣東與港澳經濟的區域合作列為國家發展的國策之一。廣東與香港孰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的龍頭，已經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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