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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認為，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中評社╱題：世界百年變局下的兩岸關係 作者：趙春山（台灣），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兩岸的“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兩岸關係目前處在關鍵時刻，個人認為，處理兩岸問題應有輕重緩急之分，祇有對世界變局的認知建立共識，才能區分兩岸哪些問題應該“奮發有為”、哪些問題必須“韜光養晦”。
兩岸的矛盾應定位為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內部矛盾是可以使用和平手段加以調和的。兩岸如以追求民族復興為共同奮鬥目標，就要避免雙方的關係出現“地動山搖”，即必須強調“以和為貴”，做到“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戰爭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戰爭”。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認為，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變局當中，“大陸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將面臨重大鬥爭，而且愈來愈複雜。”因此，習近平勉勵中共的黨員幹部，“要知道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該鬥爭的就要鬥爭。”
世界是大氣候，台灣和大陸是小氣候，而兩岸關係則屬中氣候，中小氣候都受到大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必須知道，兩岸的“風險在哪里?表現形式是什麼?發展趨勢會怎樣?”兩岸關係目前處在關鍵時刻，個人認為，處理兩岸問題應有輕重緩急之分，祇有對世界變局的認知建立共識，才能區分兩岸哪些問題應該“奮發有為”、哪些問題必須“韜光養晦”。身為一名長期觀察並研究兩岸關係的台灣學者，個人對建構兩岸良性互動開係，提出下列幾點認識：
一、認識國際政經體系的變化
在國際政治體系方面，多極化的趨勢正受到單邊主義或雙邊主義的挑戰。川普上台後追求“美國優先”，並視崛起的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最近受訪表示，不管誰當美國總統，美國對華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化，因為對華強硬已經成為美國全國的、跨黨派的共識。他稱，美中關係已經進入“無限期的全面競爭”。沈大偉的說法代表現在美國學界許多人的看法。中美對抗的“長期化”和“常態化”，意味著國際形勢可能己出現“新冷戰”的雛形。影響所及，地區性的局部衝突，會產生國際連動的外溢效應。傳統聯盟體系，不再發揮集體安全的功能。各國為獲取安全保障，紛紛展開軍備競賽，從而增加突發性軍事衝突的風險。
在國際經濟體系方面，經濟全球化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衝擊而嚴重失序，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靡然成風。就以2019年11月2至4日在曼谷舉行的東協系列峰會為例，當1990年12月烏拉圭回合破裂、經濟全球化的勢頭遇到瓶頸時，熱衷於“亞洲價值觀”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提出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AEC)的構想。時至今日，“東協經濟共同體”已成為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球第三大市場。且GDP(國內生產毛額)達2.5兆美元，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東協經濟共同體”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5-7%，處於高經濟成長階段。因此，英國《經濟學人》預測，東協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發展潛力可期。世界各國競相搶搭東協成長的列車。
二、認識處理兩岸矛盾應“以民為本”和“以和為貴”
2014年2月，習近平會見連戰時表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這是推動相互理解，攜手同心，一起前進的重要力量。”2016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兩岸執政當局互不接觸，但兩岸民間往來有增無減。中共2018年2月和2019年11月，陸續宣布31項惠台措施和26條對台措施，顯示對岸仍堅持“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雖然台灣朝野政黨基於選舉考量，而有不同的解讀，但如能具體落實，相信台灣人民心中還是有感的。
因此，兩岸的矛盾應定位為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內部矛盾是可以使用和平手段加以調和的。兩岸如以追求民族復興為共同奮鬥目標，就要避免雙方的關係出現“地動山搖”，即必須強調“以和為貴”，做到“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戰爭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戰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岸關係如果演變成兵戎相見，最終必然導致親痛仇快的結果。
三、認識兩岸分治但不分裂的現實
台灣和大陸各自選擇走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習近平說過，“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兩岸沒有理由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於對方，而應透過經驗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學習、求同存異後，找出一條最適合兩岸中國人走的道路。
但兩岸目前確實面臨許多亟待處理的問題。在政治方面，習近平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台灣實施議會民主，但欲達到成熟的民主化目標，就必須像泰國前總理、政治學者譚寧（Thanin Kraivichien）所說，在完善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兩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在社會方面，大陸有民衆“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台灣則有揮之不去的族群對立陰影。在經濟方面，兩岸都存在增長趨緩的危機。所以當務之急是兩岸都必須先做好自己的事。
四、認識兩岸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必要性
“九二共識”是由為解決兩岸事務性問題的“九二會談”而形成，是因雙方對“一中”內涵的定義不同，才會發揮求同存異的精神，暫時擱置爭議，讓兩岸順利進行必要的協商。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以及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講話中所提的“共謀統一”的“九二共識”，代表“九二共識”已不再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模糊”的概念，兩岸關係已經進入“深水區”。為了處理包括事務性以外的兩岸其他問題，兩岸執政當局應與時俱進，賦予“九二共識”新的意義，讓它發揮新的功能，就如同“九二會談”，祇有通過兩岸恢復協商才有辦法解決。
五、認識合作共贏是兩岸在國際社會的相處之道
受到全球化影響，主權國家已非國際社會的唯一行為者，民衆和非政府組織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兩岸應把“合作共贏”視為雙方在國際社會互動的準則，而不是從事一場“零和游戲”。台灣參與國際活動，不會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大陸應理解，台灣應對外開放，必須擁有足够的國際活動空間。台灣和大陸都采取對外開放政策，但不應在相互開放方面，自我和彼此設限。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